明初，开国君主朱元璋对宦官之害感触极深。为防止宦官预政，朱元璋规定宦官不许读书、带兵，又在宫门内铸造了三尺长的铁牌，写“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

其后，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宦官给他提供了不少军事情报，宦官因此逐渐受到重视，可以读书识字，开始参与军政大事。

其后，朝廷又派宦官出使、监军，更设立了特务机构“东厂”，授权宦官搜捕违逆官吏，为他们预政乱权埋下了伏笔。因地位上升，宦官从此时开始被称为“太监”。

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王振被任命为司礼监。宫廷宦官分为24衙门，职掌皇宫各项事务，其中以司礼监最为重要。

司礼监掌管皇宫里的一切礼仪、衣食以及管理当差、听事等杂役，最重要的是替皇帝管理大臣奏章，代皇帝批答公文，又称“批红”。

批答奏章一般由皇帝口述，司礼监秉笔记录，然后交给内阁诏发。王振入主司礼监后，肆意歪曲篡改旨意，使皇权旁落，皇帝被架空。宦官们羽翼渐丰，宦官专权的局面逐渐形成。

与明朝的政治黑暗、国力日衰相反，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在此时强大起来。

永乐二十二年（公元年），瓦剌部在首领脱懽的带领下统一蒙古部落，势力大增。

正统四年（公元年），脱懽死，其子也先继位，操控瓦剌和鞑靼两部落大权，势力东起松花江流域，西达巴尔喀什湖，北连西伯利亚，南逼明边境线长城。明朝北方形成了“两虏合一，势益强盛”的局面。

永乐年间，瓦剌又开始了朝贡，向明朝进贡驼马兽皮之物。明朝为体现天恩浩荡，往往按贡使人头和所供货物予以赏赐。瓦剌见有利可图，就逐渐增多使团人数，甚至虚报人数以多领赏赐。按原制，瓦剌每年到北京的贡使不得超过50人，而到正统时已动辄上千人，不仅沿途州府要供应食物，且多有不法分子抢夺滋事。

正统十四年（公元年），也先遣贡使人到京贡马，却诈称人。王振非常生气，叫礼部按照实际贡使人数给赏，同时又以瓦剌所贡为驽马为由，削减马价的五分之四，将瓦剌使团驱逐出境。

也先闻讯大怒，借口明朝失信，于是年七月兵分四路，大举入寇。明军常年边防松弛，仓猝应战，自然连遭败绩，不几日就失掉了几座城池，边报紧急。王振为请功弄权，耀武扬威，力劝英宗亲征。

英宗年轻好奇，即召集群臣动议。

兵部尚书邝野、吏部尚书王直、侍郎于谦等百官力谏六师不宜轻出。但英宗受王振怂恿，一心效仿曾祖朱棣五次亲征鞑靼的壮举，对群臣疏奏一概不听。

最后，英宗命御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代理国事，侍郎于谦代理兵部事权，两天内调动精兵50万，备好衣物粮草，御驾亲征。

因出兵仓促，筹备不足，队伍绵延数十里，未到大同粮草已见匮乏，前锋屡战屡败。又加连日阴雨，将士饥寒交迫，疲惫不堪，死尸盈路。诸随军大臣屡言驻扎或者退兵，俱遭驳斥。王振耀武扬威、趾高气扬，独断专行，听不进边将的谏言。

此时，瓦剌军已经攻入长城，左参将都督石亨、总兵官朱冕等率军抵抗，全军溃败，朱冕阵亡，仅石亨一人逃回北京。王振孤注一掷，仍一味往北进发。八月初一，英宗大军抵达大同，前线败报纷至沓来，人心惶惶。

王振此时方露怯意，与另一位太监郭敬秘商退兵。初三日，下令班师。王振祖籍蔚州，想让皇帝退兵时御驾临幸其第，以向乡族炫耀，就命令大军取道紫荆关撤军，向蔚州开拔。

走了40余里后，王振忽然担心众多士兵经过家乡时会踏坏其庄稼，就紧急命令大军调转方向，改道宣府。

也先得知英宗退兵，率军火速追击。明军先西后东，迂回反复，耽搁了不少时间，很快被也先军追上。明军前锋迎战，军心动荡，数将战死，只能且战且退。八月十三，英宗退到土木堡，距明军重镇怀来城仅20里，因等候王振的千余辆辎重车，暂停行进，大军遂驻扎土木堡，瓦剌军迅即包围整个土木堡。

八月十四清晨，瓦剌军四面合围，准备困死明军。土木堡地势较高，明军掘地二丈仍不见水，军士饥渴难耐，人心惶惶。

土木堡南15里外有河，已被瓦剌军占据。朱祁镇心知不能坐以待毙，派使讲和，也先假意答应，佯装后退，王振不知是计，下令军士将营帐移到河边。士兵争先恐后，乱作一团，也先乘机挥师猛攻，明军弃甲曳兵，四处逃窜，霎时间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英宗见突围无望，扈驾诸臣死逃殆尽，索性盘膝面向东南而坐，静待敌兵。

瓦剌军冲到跟前，见此人神态服饰不同于他人，送交瓦剌军指挥赛利王。赛利王也疑惑不能断，经也先辨认，方知是明朝皇帝。此一战，明军5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

英宗被俘的消息是被逃回的伤兵残卒逐渐带到北京的。开始时，很多人根本不信，后来见伤兵越来越多，才确信英宗已经被俘。京师大震，朝廷众官一片恐慌，聚集在殿廷上嚎啕大哭。皇太后和留守的郕王朱祁钰急召大臣朝议。人们忧心的不仅仅是英宗的安全问题，有识之士更担忧北京乃至大明王朝的存亡。

历史上，皇帝亲征被围的也不是没有，如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山七天七夜，隋炀帝杨广被突厥围困雁门山整整一月，但这两次都不至于对国家存亡造成太大威胁，一是其军队的精锐尚在，二是其首都长安距前线上千里，敌人难以瞬息攻到。

然而，此次英宗被俘却非同以往：其一，英宗所率50万大军是明朝军队的全部精锐，京师只留有老兵残将，没有什么战斗力；其二，明朝的首都北京距长城仅一步之遥，敌军奔袭一夜即可兵临城下。明成祖朱棣将都城由南京迁往北京，就是想抵制蒙古兵的进攻，北京存亡关系国家存亡。北京一旦不保，明朝将轰然倒塌，即便不亡国，也至少失去一半江山。

英宗的长子朱见深年仅3岁，根本不可能预政。于是朱祁钰、皇太后诏告天下，由郕王朱祁钰监国，立朱祁镇长子朱见深为太子，令于谦负责京师战守兵事。

于谦随即着手备战，奏请将南北两京及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直隶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府运粮军全部调入京师。因当时官仓在通州，一旦为敌军侵夺，后果不堪设想，群臣多提议焚毁。于谦命文武京官预支9个月的俸粮，军士预支半年饷粮，均从通州领取，又征民夫带车从通州运粮进京，运粮超过20石纳入京仓者赏官给银。这些布置使北京民心逐渐安定。

于谦又奏请清除王振余党，明正其罪，以雪民愤，表明朝廷的立场和态度。

八月二十一，于谦升任兵部尚书。

八月二十三，朱祁钰登临午门代理朝政，群臣纷纷弹劾王振恃权作威，倾危宗社，罪应灭族。王振私党、锦衣卫指挥马顺叱责群臣：“王振已死，说他甚么？”

一语激怒群臣，给事中王竑上前抓住马顺，怒道：“汝私媚王振，倚势作威，今尚敢来多嘴？”

群臣怒不可遏，一拥而上，登时将马顺打死在廷堂之上。群臣又向郕王索要宦官王贵、王长随，朱祁钰命人将二人从宫中轰出，众人你一拳我一脚，二人当场毙命。不一会儿，有人又把王振的侄子王山捆来，众人争相唾骂，朝班大乱。

朱祁钰见状要起身离开，于谦上前拦住郕王，要郕王宣谕：“马顺等罪当死，其他众人不论。”

诸臣方才逐渐安定。于谦这才发现自己的朝服袍袖在混乱中被撕成了碎条。

吏部尚书王直拉着于谦的手叹道：“朝廷幸赖有公，若如我辈，虽多何益？”

随后，郕王下令将王山凌迟处死，抄王振的家，将王振家族无论老幼，尽行斩首。从其家中抄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座，珊瑚树六七十株，其他珍玩不计其数。王振阉党被扫除殆尽。

随后，于谦又任命将领：封杨洪为昌平伯，与罗亨信、朱谦等镇守宣府；荐举陈镒安抚京畿内外军民，罗通守居庸关，曹泰守紫荆关。因石亨先前战败逃回，被贬官下狱，于谦知其晓畅军略，很有军事才能，令其总领京营兵。与此同时，于谦又加紧锻造兵器，押运粮草，充实军储。

土木之变后，也先挟持英宗在边疆各城池勒索要挟。八月二十一，瓦剌军到大同城下，让人拿英宗驾牌请守城士兵迎驾。大同总兵官刘安和参将郭登信以为真，出城朝拜英宗。瓦剌军趁机掠城，明军大败。也先又矫英宗诏，命大同守军送库银2万两方才退军。刘安搜罗仓库，取出银两，送到也先营中。也先纠缠三天方挟英

宗退出塞外。于谦闻报，严叱刘安，下令各边镇“自今瓦剌奉驾至，不得轻出”，同时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这一策略粉碎了也先利用英宗讹诈的阴谋，坚定了边将抗战的信心，使明由被动转为主动。

为断绝也先的念头，八月二十九，以于谦为首的抗战派请皇太后立郕王为皇帝，以定民心。郕王再三推辞，于谦大声道：“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郕王于九月初六日登极，是为明代宗，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

十月初一，也先挟持英宗，绕过大同重镇，大举入寇，旋即攻破紫荆关，直逼京师。

十月十三，两军在德胜门展开激战，明军大胜。这是明军保卫北京的第一次会战胜利。十月十四，瓦剌又进逼彰仪门。于谦亲自指挥作战，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京师百姓纷纷加入战斗，从房顶投掷砖石。

瓦剌军逡巡不敢进，明军乘机追击，瓦剌又败退数里。也先原想借英宗身价逼迫明军投降，却屡战屡败，士气大跌，成功无望，不得不于十五夜间拥着英宗西退。

十一月初八，瓦剌退出塞外，北京宣布解严。

北京保卫战的胜利，粉碎了也先夺取北京的企图，稳定了北京的形势，挽救了明王朝。于谦运筹帷幄，镇定自若，在京师守备空虚的情况下迅速集结军队，激励士气，身先士卒，起了决定全局的作用。

随着明军取得的胜利，也先速战速决、轻取北京的想法破灭。更重要的是，明朝已另立皇帝，英宗成为空壳。也先一时进退两难，杀之怕激怒明朝报仇，放回去又心有不甘，一时无计可施。

思虑再三，认为与其杀之不如送还明朝，既得到金银财宝，又可与明朝结好，恢复马市贸易，更可以落下好名声。于是再三遣使致意，请北京派使迎驾。

一些主战派大臣认为此是也先故伎，不可相信，极力反对议和。于谦力排众议，认为也先屡败，其议和态度可信，劝景帝遣使迎驾。

然而，景帝朱祁钰此时的心态已经起了极大的变化。朱祁钰当初不情愿当皇帝，是因为当时面临的是一个乱摊子：六师倾覆，强敌压境，直扑根本之地，明朝已到了危机存亡之秋，皇帝的责任极重。景帝受命于危难之间，大明朝廷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他怕万一担负不了重任，成为明朝的千古罪人。

但现在，局势已经大大不同，瓦剌势力被遏制，大明重现大朝势头。最重要的是，朱祁钰亲身体会到了皇帝九五之尊的荣耀。

自古以来，罕有皇帝主动提出退位的，景帝比任何人都更能理解当年宋高宗赵构的心情：倘若宋高宗赵构真的迎回了宋徽宗和宋钦宗，一个是他的父亲，一个是他的兄长，到底谁做皇帝？

即便宋徽宗和宋钦宗仍然保持太上皇的名位，但赵构为子为弟，行事岂能不受擎制？

于是，朝廷这边一再拖延，瓦剌也先倒是沉不住气了，派了使者到北京请和。礼部尚书胡濙上奏说：“应该趁此机会，奉迎上皇。”景帝便御文华殿，召群臣会议，先说道：“朝廷因通和坏事，欲与瓦剌断绝来往，卿等屡言和议，是何理由？”态度已经很明确了，表示不想与瓦剌讲和。

但群臣中不尽是只知奉迎上意的人，吏部尚书王直说：“上皇蒙尘，理当奉迎归国。今瓦剌既有意送归，请陛下务必遣使迎驾，免致后悔。”景帝一听脸色就变了，说：“我不是贪恋皇位，当初是你们非要让我坐在这里，现在又出尔反尔，我真搞不懂你们是什么心思。”

景帝显然是太急切了，还没有人暗示他应该让出皇位，只不过请他派人迎接回兄长，他便发了怒。群臣见皇帝如此，一时瞠目结舌，不知道该如何对答。还是于谦对景帝的心意比较了解：景帝此时正患得患失，总以为群臣要迎太上皇回来，意在复位，于是便站出来说：“皇位是完全确定了，任何人都不敢有其他的意见。不过就情理而言，应该速派人迎回太上皇。即使是也先使诈，曲在对方，理在我们，也就有话可说了。”

景帝听到自己的皇位有了保障，这话又是从他最信任的于谦口中说出，这才转怒为喜，对于谦说：“从你，从你。”商议后，决定升礼科给事中李实为礼部右侍郎，大理寺丞罗绮为少卿，率领指挥马显等随员，于七月初一出发，持敕书出使瓦剌。

英宗要回来了！有人喜，有人愁，喜的人多，愁的人也不少。景帝自然就是这为数不少的人之一。在迎接太上皇回朝的礼仪上，景帝与大臣产生了矛盾。

礼部尚书胡濙拟定的流程是：胡濙主持仪礼，首先由锦衣卫具全副銮驾，迎候于居庸关外；入关至龙虎台，礼部陈奏仪节；文武百官迎于土城外；至德胜门外的团营教场，诸将迎接；至东安门内、面南设座，景泰帝谒见，百官朝见；最后迎入宫内。

景帝却认为仪礼过重，应该从简。之所以如此，自然是担心英宗大张旗鼓地回京，倘若百姓夹道欢呼，百官倡议复位，诸将拥护，直接奉英宗御午门之上的五凤楼，宣布复统大政，那就麻烦大了。不少大臣上书，据理力争，景帝却回答说，前日收到英宗的手书，说奉迎之礼务必从简。群臣面面相觑，再无话可答。有没有英宗的手书，无人得知。

景泰元年（公元年）八月十五，英宗到达北京，一轿二马悄然进入安定门。路人漠然注视，不知轿内坐的竟是北狩一年的太上皇。英宗在安定门换上“法驾”，由安定门到东安门。

百官于东安门外迎接，景帝于东安门下辇迎接，英宗下轿答礼。

根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兄弟二人嘘寒问暖，彼此谦让了一番。经过了这一形式上的礼节，英宗“驾入南宫”，开始了七年的幽禁生活。七年间，英宗未能踏出南宫半步。名为太上皇，实为囚徒。

景泰二年（公元年）七月，明景帝朱祁钰宠爱的杭妃生下一个儿子，取名朱见济。此时英宗虽然被囚禁在南宫，但名义上的太子依旧是英宗的儿子朱见深，景帝对此自然不甘心。从儿子朱见济落地的时候开始，景帝便处心积虑地开始了易立太子的计划。

如果说当时景帝即位还是形势和国家的需要，但景帝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那将是公然对祖制的破坏。因而，景帝一开始也不敢公开表露，先是将自己的意思告诉发妻皇后汪氏。

出乎意料地，汪皇后却对丈夫的提议持反对意见，认为景帝这样做会让天下人笑话。景帝不以为然地说：“父死子继，天经地义，谁会笑话？”汪皇后反问道：“兄未终而弟及，又是什么天经地义？”景帝大怒，当即拿起桌子上的茶杯向汪皇后砸去。汪皇后闪开了，但帝后不和的矛盾由此悄悄在宫中流传。这其中，最高兴的人当然要数生下儿子的杭妃了。

景帝立自己儿子的决心已下，但生怕众大臣反对，便先试探大宦官金英的态度，问金英道：“太子的生日是七月初二吧？”七月初二其实是景帝儿子朱见济的生日。金英也不是不明白景帝的意思，但他心向太子朱见深，答道：“太子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景帝下面的话就不便说了，只好默然不答。

既然金英不开窍，景帝便去问宦官王诚、舒良的意见。王诚建议景帝先贿赂大臣，景帝欣然采纳。景泰三年（公元年）正月初十，景帝派宦官兴安到内阁传旨，赐给内阁大学士陈循、高穀、江渊、王一宁、萧镃、商辂等人银百两，金五十两。

这是从所未有的事，明眼人已经看出这是景帝在为易储做准备。然而，景帝登基之时，曾许诺将来传帝位于英宗长子朱见深，并立其为太子，当时诏告天下，人所共知。如今景帝为了私心要改立太子，事关国本，即便是收了景帝贿赂、明白景帝心意的大臣，也不愿意主动迎合上意。

不久，景帝正式提出易储之事。户科都给事中李侃、吏科都给事中林聪及御史朱英三人率先反对。但于谦、王直、胡濙等重臣都不表态。

宦官兴安厉声喝道：“此事今天一定要决定下来。同意的请署上名字，不同意的不必署名，但不可以首鼠两端。”于是掏出一张纸，让群臣署名。

群臣见兴安早有准备，事已至此，大都表示赞同，称“父有天下必传于子，此三代所以享国长久也”。签名首先从内阁开始，内阁大学士陈循、高穀等人事先收过景帝的贿赂，内心有愧，签得都比较干脆。下面轮到吏部尚书王直，他面有难色，不肯署名。内阁大学士陈循将笔塞到他手里，王直最终还是签了。

下一个便轮到于谦。于谦提起笔的时候，犹豫很久，迟迟不肯下笔，显见他内心的迟疑和波澜，但他最终还是缓缓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后面的大臣见素有刚直之名的于谦都签了，自然也都跟着签了。

满朝文武，无论是愿意的，还是不愿意的，都署上了名字。这次早有预谋的投票表决几乎是全票通过，只有吏科都给事中林聪拒绝署名。但林聪也因此付出了代价，他随后被调为春坊司直郎。虽然春坊司直郎是从六品，比他原来的吏科都给事中还高了一品，但却是个闲职，典型的明升暗降。

离开大殿时，群臣表情不一，心情更是各有滋味。林聪深深叹息，不看别人，唯独望着于谦的背影，无限惋惜。

事后，老臣王直顿足长叹：“此何等事，吾辈愧死矣。”显然为在同意改立太子的书上署名懊悔不已。

于谦却没有更多的表示，这与他辅佐景帝即位时的坚决果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些史料为了美化于谦，将于谦说成是当时唯一一个没有签名的人。

诚然，于谦的赫赫功劳足以掩盖他曾经彷徨困惑的心态，但作为重要的历史人物，朝廷重臣，他当时是有能力左右局面的。面对混乱的政局时，他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做出的选择，不但对其人生产生重大的影响，还将影响到历史的走向。十分可惜的是，于谦在皇室问题上一再彷徨，直接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不久后，景帝正式下诏，立皇子朱见济为皇太子，改封故太子朱见深为沂王，有诏特赦，宫廷宴贺。群臣也因景帝改立太子成功被加官晋级，拿双份俸禄。对此，群臣按惯例推辞，唯于谦再三辞让，这多少引起了景帝的不满，景帝因此逐渐疏远了于谦，始终未让于谦进入内阁。

被软禁在南宫的英宗听到消息后，心中百般滋味。英宗在漠北一年，尚能得到瓦剌上下的礼遇，这其中虽然有也先的政治企图，但还算是仁至义尽。

而自己的亲弟弟不但夺了自己的皇位，将自己像囚犯一样囚禁在南宫内，还废了自己的太子，绝了他的后望。此时英宗的处境，不见得比身为瓦剌俘虏时强多少。到底谁才是自己真正的敌人，是瓦剌，还是自己的亲兄弟？

景帝朱祁钰出于私心，废除了英宗子朱见深的太子位，将破坏朱元璋所制定的皇位继承制度推向了极致，直接导致了后来的夺门之变。

景帝朱祁钰下诏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时，只有皇后汪氏一人谏阻，义正词严地说：“陛下由监国登基，已算幸遇，千秋万岁后，应把帝统交还皇侄。何况储位已定，诏告天下，如何可以轻易更改呢？”景帝大怒。没几天，汪皇后被废，幽于宫中。景帝另立杭妃为皇后。

历史往往是富有戏剧性的，景帝朱祁钰费尽心机，废掉了英宗的儿子朱见深，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甚至不惜讨好群臣，废除原配皇后汪氏。

这一赤裸裸的出于私利的做法对提高景帝的名望和威信毫无帮助。

朱祁钰在改立太子的斗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胜利太短暂，朱见济当太子仅仅一年，便夭折在襁褓之中。因为景帝只有朱见济一个儿子，历史的天平再次向朱见深倾斜。民间甚至有不少议论，认为景帝朱祁钰夺兄位废兄子，是犯了天忌，所以老天爷都不帮他。

英宗朱祁镇回来以后，以太上皇的身份住进南宫。刚开始，英宗尚能为终于平安归来而庆幸。当他看到才二十岁出头的钱皇后为他哭瞎了一只眼睛、瘸了一条腿时，感动万分。

但一家人团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政治上的失意冲淡了。英宗被禁锢在南宫，不得出入。景帝视英宗为最危险的政敌，特意加派靖远伯王骥守备南宫，不允许英宗和外面交往，生怕英宗借机联络群臣复辟。

王骥是几朝老臣，沙场老将。当时英宗朱祁镇率京军亲征时，王骥正率领明军主力在南方作战。王骥虽然威名赫赫，政治上却是个投机者，有点官迷的味道，因此于谦很讨厌他。

王骥见景帝虽然当权，但却没有儿子，当今太子依然是英宗之子朱见深，这皇位搞不好将来还是要回到英宗手中。因此，对英宗极为照顾，这倒是大大出于景帝的意料。

英宗因为当过十几年皇帝，皇宫中的老太监大都跟他很熟，看守南宫的老太监阮浪便是其中一个。阮浪是个念旧的人，服侍英宗极为周到，英宗因而很是感激。

有一回阮浪过生日，英宗将自己用过的金刀送给阮浪作礼物。这金刀是天子之物，制作十分精致，阮浪门下宦官王瑶见到后爱不释手，阮浪便大大方方地送给了王瑶。这一送，便送出了一场大狱。

王瑶与锦衣卫指挥卢忠交好，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卢忠听说金刀是太上皇之物后，立即起了歹念，将王瑶灌醉，偷了金刀去告发，说太上皇与阮浪、王瑶勾结，图谋复辟，金刀便是证据。

景帝听说后非常重视，立即下令逮捕阮浪、王瑶，酷刑逼供，希望能就此牵连出太上皇。但阮浪和王瑶都甚有骨气，始终只说金刀只是太上皇的生日礼物。景帝却不肯善罢甘休，穷究不已。大概在朱祁钰内心深处一直想找机会置兄长英宗于死地，现在机会自动送上来门来，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因为反复审讯，这场大狱的始作俑者卢忠也得不断上堂作证。卢忠不过是想借诬告升官发财，却没有想到惹了这么一场大祸。

卢忠害怕之极，便开始装疯卖傻，竟因此得以逃脱。原告既然是个疯子，话自然不能相信，按理说阮浪和王瑶之狱应该得解。景帝却还是不放心，将王瑶凌迟处死，阮浪年纪已大，不久后死在狱中。

卢忠事件后，景帝大为警惕，不仅加强了南宫的防守，还派人将南宫外成片的树木全部砍掉，防止有人攀越树木越过高墙与英宗联系。

南宫的大门也被上了锁，锁里还灌上了铅，这样，即便有钥匙也无法开门。英宗日常的饮食衣物都是从一个小窗户递送进去的。为防止南宫与外面联络，纸笔极少供应。

尽管如此，景帝还是不放心，生怕朝中大臣与英宗暗中结纳，于是开始倚重锦衣卫官校。正统末年，宦官王振乱政，王振党羽马顺既诛，廷臣极言官校缉事之弊。景帝曾采纳，并切责官校首领，命其将所缉人犯悉送交法司察办，锦衣卫官校势焰稍稍收敛。

但现在情况又有所不同，景帝欲暗察外事，乃命锦衣卫指挥同知毕旺专司侦访。从此，锦衣卫官校又渐用事。这一切，都是朱祁钰针对亲兄长所采取的防范。

英宗一开始还不知道这些事。有一天出宫晒太阳，突然发现宫外的树木都没有了，一问之下才知道是景帝派人伐掉了。英宗大为惊惧，当即坐倒在地。

此时，南宫满园的花草都含着悲意，射在高墙上的斜阳惨红如血。这个名义上的太上皇，终于明白他已经完全丧失了自由和尊严，甚至连生命也时刻处在危险当中。

供应英宗的伙食也不是很好，一家人生活颇为艰难，英宗皇后钱氏不得不做一些针线活儿，托人带到宫外卖掉以弥补开支用度的不足，有时还要靠娘家贴补一些。可以说，英宗的软禁生活就在惊恐与饥饿中度过。英宗还不到三十岁，却已经经历了明朝所有皇帝中最复杂的人世沧桑。

在中国有“心、态、习、性”的说法。意思是说，心变了，态度就变了；态度变了，习惯就变了；习惯变了，行为就变了；行为变了，人生就变了。

英宗的转变就是从心开始的，他强烈地渴望重新恢复天子的荣耀。在困难和挫折面前，英宗又渐渐丧失了同情心和道德感，对人极其怀疑和冷漠。这样看来，英宗后来重新登上皇位后采取一系列残酷手段来清算，也就不足为奇了。

唯一的儿子朱见济死后，景帝颇受打击，为了尽早生出儿子，便开始纵情声色。可惜的是，尽管景帝求子心切，老天爷始终不肯再赏给他一个儿子。

景泰七年（公元年）二月，皇后杭氏也得病而死。景帝连受打击，加上纵欲过度，自己的身子也垮了下来。

这时候，景帝不得不开始考虑到底立谁为储，以作后备。沂王朱见深肯定是不在考虑之列的，沂王如果重新当了太子，英宗的势力势必重燃。

而景帝是如何对待兄长的，他心里再清楚不过，他还能指望兄长的儿子善待他的身后事么？这样，便只有一个人选，那便是襄王朱瞻墡。

对于襄王朱瞻墡而言，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被考虑立为皇嗣。景帝考虑襄王朱瞻墡，自然是因为朱瞻墡为外藩，如果继位，势必感激他，起码身后事是有保障了。

然而，这其中却有一个难处：召集亲王入京的金牌一直在孙太后手中，孙太后怎么可能放着孙子沂王朱见深不立，而去立襄王朱瞻墡呢？种种顾虑中，事情便拖下来了。景帝总觉得自己还年轻，子嗣不是什么大问题，没想到一场惊天阴谋就要来临。

南宫复辟实际上是因为景帝病重，某些投机分子临时起意，事先并未有周密谋划。参加这一政变的人，主要有石亨、宦官曹吉祥、王骥、张軏、杨善，以及徐有贞。其中，徐有贞为主谋。

石亨，渭南（今属陕西）人。袭父职为宽河卫指挥佥事，善骑射。正统中，累官至都督同知，充参将，辅佐朱冕守大同。也先进犯大同时，明军兵败，石亨单骑奔还，被关进监狱等待处分。

后来北京保卫战时，兵书尚书于谦推荐石亨掌管五军大营。石亨不负于谦所望，立下大功，被封为武清侯。石亨由一个待罪的败军之将瞬间加官进爵，难免受宠若惊，内心深处相当感激于谦。为了表达对于谦知遇之恩的感谢，石亨特意上书，请求景帝加封于谦的儿子于冕。

石亨也知道于谦当初用他，仅仅是因为他熟悉军情，在公不在私。但石亨显然还不够了解于谦的为人。于谦说：“国家多事的时候，臣子在道义上不应该顾及个人的恩德。而且石亨身为大将，没有听说他举荐一位隐士，提拔一个兵卒，以补益军队国家，而只是推荐了我的儿子，这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吗？

我对于军功，极力杜绝侥幸，绝对不敢用儿子来滥领功劳。”不但义正辞严地拒绝了石亨的好意，还当众指责他徇私。当着那么多大臣的面，石亨十分难堪，又愧又恨。石亨原来的一腔感恩之心，立即化做了怨恨，发誓有朝一日要报复。

景帝倒是十分信任石亨，恩宠有加，恩遇甚至超过了于谦。可笑的是，景帝病重时，精心挑选大臣代行祭祀大礼时没有选择于谦，而是选择了石亨。而刚好是这个石亨，看见景帝病重，起了异心，密谋拥立英宗复辟，立不世功勋。夺门政变后，景帝得知有人兵变的消息，第一句话竟然是：“是于谦谋反了么？”历史人物的微妙之处在这场可悲的政变中展露无遗。

曹吉祥是参与夺门之变的另一个重要人物，英宗在位时就颇得宠信。景帝即位后，王振的同党马顺、毛贵等人都被杀掉，曹吉祥却逃过一劫，并很快掌管禁军与内廷侍卫，成为新皇帝的新宠。

王骥即前面提过的负责看守南宫的靖远伯，他靠战功起家，在英宗一朝和景帝一朝都备受信任。

张軏，英国公张辅的幼弟。因为征苗时不守律令，曾被于谦弹劾，心中深恨于谦。此时为前府右都督，总京营兵，是京师中握有兵权的实力派人物。

杨善是迎回了太上皇的礼部左侍郎，他自认为立不世之功，却为景帝所压抑，自然要将赌注全部下在英宗身上。

徐有贞在瓦剌军队进逼京师之时，率先提出“南迁”主张，因而遭到于谦等人严正驳斥。

之后，徐有贞名声大坏，屡为内外朝所讥笑，多年未得晋升，因而对于谦恨之入骨。

转眼到了景泰八年（公元年）正月十二，景帝仍然在病中，好几日不能临朝。群臣到左顺门问安。宦官兴安出来道：“公等皆朝廷股肱，不能为社稷计，徒日日问安，有何益处？”群臣哑口无言，只得退了出去。

在朝房中，群臣聚在一起悄悄商议，认为兴安的话大有意味，可能是在暗示大臣们商议立储。

正月十四，景帝有谕令下来：“朕偶有寒疾，十七日当早朝，所请不允。”表示皇帝将于正月十七临朝。按照明朝惯例，正月十五皇帝要在南郊主持典礼，大祀天地。群臣都认为这是景帝身体好转的标志，于是各自退去，等待正月十七再议。

然而，景帝却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本想正月十五亲自祭祀天地，正月十六回宫，正月十七临朝，哪知道刚刚站起来，就头昏眼花。叹息了半天，景帝决定选一位可靠的大臣，秘密代替他去南郊祭祀。

按理来说，代为祭祀的大臣须是德高望重的老臣，本应从内阁或者六部中选取。但景帝怕自己的病情动摇人心，便决定选一位武将，于是，这重任就意外落在了武清侯石亨身上。

历史就因为这一意外而改写。

景帝将石亨召到病榻前殷殷嘱咐，石亨痛快地答应下来。但他亲眼看见景帝的病态，内心已经打起了主意。石亨退出后，立即派人找到了前府右都督张軏和宦官曹吉祥，告诉二人景帝已经不行了，商议要为自己谋后路。

此时，京师正有一种流言，说大学士王文正力劝景帝立襄王朱瞻墡的长子为皇储。如果是这样，王文将是定鼎之臣，立有首功。即便是重新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谋议是文臣之事，功劳也轮不到石亨、张軏等武将身上。石亨说：“景帝病已沉重，如有不测，又无太子，不若乘势请上皇复位，倒是不世之功。”于是，这三个野心勃勃的投机分子决定将赌注压在太上皇英宗身上，拥立英宗复位，这样三人就是大功臣，能够飞黄腾达。

当场，三人做了分工，宦官曹吉祥进宫去见孙太后，密告她复辟一事，借机取得了孙太后的支持。石亨和张軏则一起去找太常寺正卿许彬商议。许彬听说二人的来意后，当即以手加额，说：“这是不世之功！不过，我老了，不中用了。徐有贞多计谋，你们可以去找他商议。”

石亨和张軏又连夜去找徐有贞。徐有贞大为兴奋，当即夜观天象，见紫微有变，忙道：“帝星已见移位，咱们要干这事，须得赶快下手。”几个人经过详细谋划，决定在正月十六晚上动手。

正月十六白天，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濙、兵部尚书于谦会同群臣商议，决定一起上奏请复立沂王为太子。众人推举商辂主草奏疏，疏成后已经是日暮西山，来不及奏上朝廷。

于是群臣决定在次日清晨景帝临朝时，再将奏疏递上去。但所有人都没有料到，政变就在这天晚上爆发了，随之而来的便是许多人的杀身之祸。倘若这复立沂王的奏疏早一天递上，或许于谦等人不会遭到杀身之祸。短短几个时辰，不但改变了大明的历史，也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

正月十六晚，徐有贞换上朝服，怀着紧张而忐忑的心情离开了家。出门后，徐有贞又顺路邀请了杨善和王骥作为同党。杨善和王骥二人都表示要以死报答太上皇。王骥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不但自己亲自披甲上马，还将儿子和孙子都带在了身边。

三方人马会齐石亨叔侄、曹吉祥叔侄后，又等到了张軏率领的大队京营兵，一齐向皇城进发。张軏调兵进城是借口瓦剌骚扰边境，要保护京城安全。而石亨掌管皇城钥匙，所以能够通行无阻。

四鼓时分，大队人马从长安门直接进入皇城。进入紫禁城后，徐有贞重新将大门锁上，防止外面有援兵进来，并将钥匙投入水窦中。皇城内的守军见这伙人十分奇怪，不明所以，但也不敢过问。

这时候，天气忽变，乌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众人害怕有逆天意，会遭到天谴，都非常惶恐。精通天象的徐有贞站出来，劝大家不要退缩，说大事必济。于是众人继续前进，顺利地到达了南宫。

然而，南宫宫门坚固异常，怎么也打不开。石亨派人用巨木悬于绳上，数十人一齐举木撞门。门没有撞开，门右边的墙反倒先被震坍了一大洞。众人便从墙的破洞中一拥而入。

英宗朱祁镇这时候正秉烛读书，突然看见一大堆人闯了进来，还以为是弟弟派人来杀自己，不禁惊慌失措。谁料众人一齐俯伏称万岁，英宗朱祁镇这才问：“莫非你们请我复位么？这事须要审慎。”

这时乌云突然散尽，月明星稀。众人的士气空前高涨，簇拥着英宗朱祁镇直奔大内。路上，英宗朱祁镇挨个儿问清诸人姓名，表示不忘功臣之意。

一行人来到东华门，守门的士兵上前阻拦。英宗朱祁镇站了出来，表明自己太上皇的身份。守门的士兵顿时傻了眼，不敢阻拦。

于是，众人兵不血刃地进入了皇宫，朝皇帝举行朝会的奉天门而去，并迅速将英宗朱祁镇扶上了奉天殿宝座。殿上的武士们挥金瓜要打徐有贞等人，被英宗朱祁镇呵止。徐有贞等人一起叩拜，高呼“万岁”。石亨敲响钟鼓，召集群臣到来。

这时天色已经微亮，众臣因为景帝事先说明今天要临朝，都已经早早等在午门外，准备朝见。听到钟鼓齐鸣后，众人按顺序走入奉天门。

但眼前的一切使他们目瞪口呆：宝座上的皇帝已经不是景帝朱祁钰，而是八年前的英宗皇帝朱祁镇。群臣面面相觑，一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正在众人犹豫之际，徐有贞站出来大喊：“上皇复辟了！”朱祁镇对百官宣布道：“景泰皇帝（指朱祁钰）病重，群臣迎朕复位，你们各人仍担任原来的官职。”众朝臣见此，只好跪倒参拜。英宗朱祁镇就这样又重新取得了皇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夺门之变”。

朱祁镇重新坐上皇位时，景帝朱祁钰正在乾清宫西暖阁梳洗，准备临朝。

突然听到前面撞钟擂鼓，立即问左右：“莫非是于谦不成？”意思是问是不是于谦谋反篡位了。左右惊愕万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于谦于国于社稷立有不世之功，尤其在辅佐景帝登位、迅速地安定局面上，于谦所起到的作用无人能及。

可以说，没有于谦，景帝的皇位不可能坐得安稳。而后，景帝也对于谦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恩宠和信任。谁也想不到，原来在景帝的内心深处，竟然如此提防他所信任的人，帝王的薄情寡恩由此可见一斑。

片刻后，宦官兴安回奏说是太上皇复位，景帝连说：“好，好，好。”然后喘了几口气，重新回到床上，面朝墙壁睡下。

朱祁钰表面镇定无事，心中却是欷歔感叹，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失望之情。朱祁钰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一切都已经完了，他所加在兄长身上的一切毒辣手段，都要被加倍回返到自己身上。

英宗虽然幽禁了朱祁钰，可心里总是不踏实。想想自己被幽禁6年，最后还是夺了皇位，朱祁钰会不会也这样干呢？

自己百年之后，皇太子的皇位保不保得住呢？想到这里，英宗下决心彻底消除这个隐患。

这时，景帝朱祁钰还在生病，卧床不起，虽不见好，可也不见坏。于是，英宗就想起了个主意，在重登帝位的第三天，他召来司礼太监，下了一道圣旨，废黜朱祁钰景帝帝号，恢复其郕王封号。

太监到朱祁钰幽禁的西宫传达了圣旨，一下把朱祁钰气得口吐鲜血，病情加重，命在旦夕。但是，经过御医诊治和贴身太监的精心调养、服侍，过了一段时间，景帝不但没有死，反而慢慢地好了起来。

英宗见自己“废帝复王”的手段没能把朱祁钰置于死地，便变本加厉地施展出更加狠毒的另一招。

一天早朝散了之后，英宗召来心腹太监蒋安，附耳轻声交代了一番。蒋安奉了英宗的旨意，经过一番周密安排，便伙同御医来到西宫，假装给朱祁钰看病。

经过一番装模作样的望闻问切之后，蒋安示意身边侍奉的太监去倒杯水来。那太监转身刚走出房门，蒋安立即从衣襟里抽出一条准备好了的麻绳，从景帝身后往脖子上一套，用力拉紧，景帝还没寻思过味来，就一命呜呼了。

英宗得知景帝已死，心腹之患根除了，便喜出望外地给蒋安和御医分别升了官，赐了宝物。

景帝被害以后，英宗下诏只以王礼治丧，不许埋进早已修好的景帝陵寝，而是埋在京西的金山。

就在埋葬景帝时，有个叫王应顺的太监建议给已死的景帝穿上笨重的靴子，以防他来世步履轻盈作乱朝廷。英宗是个非常迷信怕鬼的人，于是点头赞成，给景帝换上了一双笨重的靴子，并将两只脚紧紧绑住。一切搞好之后，英宗才批准下葬。

除去景帝之后，还必须除去景帝的大臣，于是新皇帝便指控于谦和都御使王文阴谋迎立外藩——远在襄阳（今湖北襄樊）的朱厚颖亲王的儿子继承大统，把于谦、王文二人逮下诏狱。二人同时被处斩，家产被抄没。

景帝下葬后的第二年春天，一个漆黑的夜晚，英宗批阅完了奏折，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刚睡下不久，朦胧中觉得自己和妃子一起在御花园游玩，正玩得高兴，猛然发现有个穿着大皮靴的人从一个大匣子中走了出来，也在御花园中漫游，大皮靴发出“咚咚”的响声。

忽然，穿着大皮靴的人发现了英宗，一个箭步冲上来，用手解下自己的腰带，冷不防套在英宗脖子上，越勒越紧，起初英宗还大声喊叫救命，喊着喊着就出不了声了。

皇后听见英宗叫喊，急忙唤醒他询问，英宗便把梦中的情形讲了一遍。

皇后说：“皇上忙了一天，太疲劳了，还是好好休息一下吧！待明天我去烧个香，许个愿，祭奠一下菩萨和列祖列宗，让神和祖宗保佑皇上安宁吧！”

说来也真巧，天顺三年（公元年）的某一天，英宗真的发现有个穿大皮靴的人在宫中出没，正待差人过问，这个人却不见了踪影，让太监到处寻找也没有找到。

于是英宗发下敕令，严禁民间穿皮靴，发现者严惩不贷。一时间，锦衣卫在城中四处搜查，把穿皮靴的人全部逮捕，关进了监狱。

英宗一直在这种恐慌的状态中度过了自己的余生。

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