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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该书因袭、传播了一段宦官专权误国的话语。这段话语，有三个内容：第一，英宗亲征，举朝文武反对，只因王振怂恿，才一意孤行；第二，回师过程中，王振肆意改变行军路线，导致英宗未能及时入关，规避风险；第三，王振因后队辎重中的私人财物，不顾英宗安危，于土木堡驻扎等待，陷亲征部队于万劫不复之地。总之，王振就是土木堡之役丧师辱君、罪该万死之祸首。而这段话语又为清修《明史》、夏燮《明通鉴》所沿袭。那么，这段宦官专权误国话语，到底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语境呢？又回避或者曲解了什么呢？本文拟将此事件的关键环节在时间系列和空间位置上还原，以求解其真相。

一、亲征决策

正统十四年()春，瓦剌太师也先，以明朝削减马价为由，扣押明朝使者，分兵四路南下攻掠。这是明朝北部边防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性事件。明朝建国后，元朝蒙古势力退居草原，史称北元。不久，北元瓦解为兀良哈、鞑靼、瓦剌三部。洪武、永乐时期，明朝实施积极防御战略，北元势力无法对明构成实质性威胁。14世纪40年代以后，瓦剌部势力崛起，太师也先逐渐统一了草原，构成明朝巨大的边防压力，而这种压力，最终以也先四路南下攻掠的形式，变成了现实威胁。②对此威胁非同以往的性质，明英宗及朝廷大臣是有清醒认识的，也做了符合明朝体制的妥当应对。当年六月十七日，明英宗已得知瓦剌计划攻掠大同的情报，派驸马都尉西宁侯宋瑛总督大同三路军马，加紧训练，授权筹谋防御和作战方略，若遇入侵，即领兵“相机剿杀”③。六月三十日午后，左顺门晚朝，英宗让成国公朱勇挑选京军马步精锐人，由平乡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等统领，增强大同、宣府防卫。其中3万人开赴大同，人开赴宣府。④英宗正统年间于左顺门晚朝仅有两次。除本次外，就是正统九年()三月恢复晚朝，只是礼仪性的。真正意义上的晚朝，仅有本次。从积极方面说，此次晚朝表明了明英宗对瓦剌南侵的高度重视。七月初二日，因边报瓦剌“欲来犯边，其势甚众”，英宗遣给事中、御史往北部各边镇赏军，动员迎战，又令立即补足京营所缺马匹。可见，在得知瓦剌南侵情报后，明廷即展开积极备战，对九边守军和京营都做了相应动员。

当时瓦剌四路攻击明计划如后：东路由脱脱不花可汗统领，攻辽东；西路攻甘州；中东路，由阿喇知院统领，攻宣府；中西路，由也先亲自统率，攻大同。七月十一日，也先和阿喇知院分别对大同、宣府发起攻击。镇守大同东路右参将吴浩率部迎战于大同北长城外猫儿庄，兵败战死。阿喇知院进围宣府镇东北赤城堡。当日，军报至京，英宗“遂议亲征”⑤。《明史·英宗前纪》则记为“下诏亲征”⑥。

“议亲征”的过程，《明英宗实录》当日纪事无具体叙述。土木之变后，南京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叙向郕王献言，其中指出：“臣自永乐以来，叨职班行，伏见列圣临御之时，早朝大班既退，即于门上说事，各衙门官轮流向前商榷政务，罄尽所言，人怀畏惮，而事机不泄。自正统以来，王振擅权，独立在旁，于是群臣不得召对，或有召对，亦不敢详尽，以致今日之祸。恭惟殿下监国亲政，宜复旧章，凡各衙门官，务令各向前说事，止与敷对者相知，他人皆不能预闻，庶得吐露肝胆，陈布嘉谋。”⑦周叙由翰林院侍读升任南京翰林院侍讲学士，在正统十一年()，⑧不可能亲与英宗“遂议亲征”之朝会，但从其所述正统间早朝及“门上说事”情形，仍可推想当时大臣们慑于独自站立于英宗身边的王振，不敢对亲征提出任何异议。《明史》谓“也先入寇，王振主亲征，不与外廷议可否”⑨，是符合实情的。

亲征令发布次日，英宗就开始给京军散发武器装备、粮饷和赏银。直到十四日，才由吏部尚书王直牵头，联合在京各衙门长官署名，上奏章劝谏亲征。该谏章提出对付瓦剌的战事，交给边防将士即可，皇帝所为只在于行赏罚、用良将，坚壁清野，按兵蓄锐，令来敌进不得战，退无所掠，待其人困马乏之际，奋力一击，可图必胜。因此，没有必要亲征。谏章又举出不宜亲征的三个理由：水草未丰、后勤保障困难；皇帝亲征，国家急务不能及时处理；车驾亲履险地，难保无虞。此外，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单上一章，请英宗为宗庙社稷自重。⑩

但是两封谏章均未能说服英宗。次日，驸马都尉西宁侯宋瑛与总兵官武进伯朱冕、都督石亨率大同兵与也先战于阳和城外，全军覆没，宋瑛、朱冕战死，石亨仅以身免。同日，英宗命郕王朱祁钰居守，命太师英国公张辅等文武大臣扈从，于十六日发京师亲征。

英宗之决意亲征，当时朝臣认为是王振“逼胁”的结果。土木之变后，朝臣弹劾王振诸死犹有余辜之罪，其中之一就是“逼胁圣驾亲征”(11)。此说为清修《明史》所继承。(12)因此，持此说者其实是两种人。一种是当事朝臣，对王振擅权有着切肤之痛；另一种是清初的明朝遗民，对明朝亡国有着切肤之痛。这两种人并不想改变君主专制制度，只是将明朝政治败坏的根本原因归咎于宦官擅权，而这种宦官话语也符合清朝统治者构建昭代统治合法性的需要。那么，王振为什么要“逼胁”英宗亲征呢？朝臣举出的弹劾理由是“(王)振乃山西人，因见大同有警”，“既欲保全其家，又欲光幸其第，增一己之威势，屈万乘之尊严”。(13)但是，“逼胁”云云乃是被告缺席情况下的控告，被告并无申辩的机会。当然，王振死于土木之变，已永无申辩机会。而英宗复辟之后，不仅不记恨“逼胁”他的“王先生”，反而为他招魂礼葬，建寺树碑，谷应泰不禁感叹：“(英宗)招魂榆塞，雕木浮屠，为(王)振复仇，贻讥后世，何其谬哉！考(汪)直、(刘)瑾、(魏)忠贤，皆蒙主眷，而没后追思，惟(王)振一人。”(14)由此可见，英宗觉得对王振的肯定或者否定，与英宗做皇帝的合法性密切相关。换言之，亲征既然出自宸断，则无法将失利的责任全部推之王振了事。

在“逼胁”之外，还有“劝成”一说。《明英宗实录》纂修史臣云：“是举也(指英宗亲征)，司礼监太监王振实劝成于内，故群臣虽合章谏止，上皆不纳。命下逾二日，即行扈从，文武吏士，皆仓猝就道云。”(15)该说代表成化初年《明英宗实录》纂修时，亲历或耳闻土木之变之朝臣们的事后认识。“劝成”说为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和清人夏燮所承袭。(16)

其实，从明朝迎战过程看，自六月十七日到七月十六日的一个月里，以七月十一日为界，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边镇迎战阶段，以大同、宣府两镇兵力为主，辅以京军。后一阶段是亲征准备阶段。两个阶段的转折点则是七月十一日的明军猫儿庄之败。正是这一败仗，让英宗颁布了亲征诏令。这说明，以英宗和王振之判断，大同明军猫儿庄之败意味着局势恶化到了须皇帝亲统京军出征的地步。

不过，英宗的亲征决定大大出乎大臣们的意料。从亲征诏下达之日到十五日，是5天，而实录则记为“命下逾二日”云云，殆自十四日英宗不接受大臣们劝谏起算。如此，则说明，在多数大臣的意识中，十一日的亲征诏令并非扈从的动员令，只有到十四日谏诤失败，才承认扈从不可避免。而谏诤失败的因由，则全在于司礼监太监王振“劝成于内”。由此亦可见当时朝臣狃于宴安、厌与兵革之心态。

还有一因素，对英宗亲征决策亦有重要影响。从永乐时京师三大营常设以来，皇帝一直居于实际最高统帅地位，武臣一般只能任偏裨，或部分京营部队统帅，尚未有任何武臣可以代表皇帝全面统率京营出征。在英宗亲征之前已遣武臣率部分京军强化大同、宣府防卫。武臣既败，则英宗以效法祖宗武功为荣，(17)率京营亲征，再加上王振的怂恿，就成为大臣们难以阻拦的事情。因此，既迫于形势，又有王振之“劝成”，再加上当时明朝京军统帅体制之缘由，英宗亲征于是乎成为必然之举。京军统帅体制适应皇帝不再亲征的转变，要到景泰时兵部尚书于谦改设团营才告完成。当然，亲征有着巨大风险。兵家云：“战争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要在弥漫的偶然性中克敌制胜，军事统帅必须兼具“眼力”和“果断”，(18)而未曾亲历战阵的明英宗和王振，缺少的正是这种“眼力”和“果断”。

二、回师绕道

七月十六日，亲征军出师后，于八月初一日抵大同，初三日回师。据《明英宗实录》记载，王振本欲继续往西北前进，大同镇守太监郭敬秘密汇报形势严峻，再加上连日来风雨交加，到了大同，风雨更为猛烈，扈从部队备历辛苦，途中又受惊吓，士气低落。于是，王振才下令回师。

实录此说，时间上最接近事件发生时点，又为明朝官方说法，很权威。那么，它是否准确呢？对照英宗亲征计划，则实录此说不尽准确，换言之，此说忽视了主要方面而突出了次要因素。英宗亲征计划，实录无直接叙述，仅提到出师前曾给每位军士发放一个月行粮。(19)而英宗亲征从出师和回师的实际日程，前后正好一个月，(20)与之相符。这说明，抵大同后回师是出师前已制定好的计划，并非临时改易。

关于回撤的路线，当时有从紫荆关入京和原路返回两种意见。《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戌(初三日)”条记载：

车驾东还。是夕，次双寨儿。为营方定，有黑云如伞，盖覆营上，四外晴明。须臾，雷电风雨交作，营中惊乱，彻夜不止。初议从紫荆关入。王振，蔚州人也，始欲邀驾幸其第，既而又恐损其乡土禾稼，复转从宣府行。

实录此说作为明朝官方说法，无疑具有权威性。此说意谓只缘王振显摆和顾忌乡里舆论之私心，及前后反复不定之决策，耽误了明英宗安全撤回。到清朝官修《明史·王振传》里，承袭实录此说，谓“振初议道紫荆关，由蔚州邀帝幸其第。既恐蹂乡稼，复改道宣府”，并且说“军士纡回奔走，壬戌(八月十五日)始次土木”。(21)也就是说，因为王振欲邀英宗临幸其蔚州第宅才决定亲征军从紫荆关返京。后来王振顾虑到亲征部队会踩踏家乡庄稼，才又改道宣府，亦即由居庸关回京。

可是，《明史·曹鼐传》却说从紫荆关入京的建议是郭登对扈从内阁学士曹鼐、张益说的。曹、张二人转告王振。并且郭登话里还有这么一句：“自此趋紫荆，裁四十余里。”但王振并未听从由紫荆关入京的建议。“(王)振欲邀帝至蔚州幸其第，不听，复折而东，趋居庸。”(22)可见，《曹鼐传》执笔者认为因为欲邀英宗临幸其蔚州宅邸，王振才拒绝了由紫荆关入京的建议。这与实录及《王振传》的说法正好相反。

《曹鼐传》的这一说法，不知所自。但早于《明史》成书的《明史纪事本末》云：“明日班师，大同总兵官郭登告学士曹鼐等，车驾入，宜从紫荆关，庶保无虞。王振不听。振，蔚州人，因欲邀驾幸其第；既又恐损其禾稼，行四十里，复转而东。”(23)对照两者的文字，殆此叙事为《曹鼐传》之所本。但《曹鼐传》省略了“既又恐损其禾稼”，又将“行四十里”改为“自此趋紫荆，裁四十里”，结果产生了与《王振传》及《明英宗实录》相关纪事的矛盾。当然，《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本身对曹鼐何时何地向王振转达郭登的话，并无明确交待，而《曹鼐传》执笔者又不考地理，结果弄出矛盾来。

那么，“自此趋紫荆，裁四十余里”，或者“行四十里，复转而东”，在实际地理位置上，是何处到何处？其次，紫荆关和王振老家蔚州在明英宗回师路线上到底有何种具体地理关系？郭登所说“自此趋紫荆，裁四十余里”，合理解释是从王振老家蔚州到紫荆关的距离。一明里等于.5米，40里约合今天19.62公里，而笔者据百度地图测量，从现在河北蔚县鼓楼到紫荆关长城的直线距离约为67公里，两者差距甚大。可见，“自此”之“此”非蔚县。而谷应泰所云“行四十里，复转而东”，合理解释是亲征军自大同回师，向东南往紫荆关方向行进，行40里，王振改变主意，转向东往宣府方向走。那么，这是否就是历史真相呢？

《明史·英宗前纪》对英宗回师行程的记载非常简略，难以判断行军改变方向的时间和地点。但《明英宗实录》卷一八○逐日记载了回师的行程，其中从双寨儿到宣府的行程如下：

　　初三日，车驾次双寨儿。

　　初四日，车驾次滴滴水。

　　初五日，车驾次洪州方城。

　　初六日，车驾次白登。

　　初七日，车驾次怀安城西。

　　初八日，车驾次万全峪。

　　初九日，车驾次阳和北沙岭。

　　初十日，车驾次宣府。

这八个地名里，白登最有名，是汉高祖刘邦征匈奴时被围之地，即今天山西省阳高县县城东南20里的大白登镇。怀安城，为今河北省怀安县县城南稍偏东方向46里的怀安城镇。万全峪是今天河北省万全县左卫镇，当时为万全左卫城。宣府则是今天张家口市宣化区。

其他四个地名，需做一番查考。下面将查考结果按日期倒序缕述如下。

“阳和北沙岭”，顾名思义，即阳和的北沙岭。阳和就是明朝阳和卫，今天山西阳高县。查雍正《阳高县志》，里面清楚地记载，阳高县城西稍偏南，有两个地名：北沙岭、南沙岭，还画着框框，是有围墙的。原来，都是驿站，兼有军事防御功能。(24)再查乾隆《大同府志》，北沙岭离阳高县城20里。(25)但是，按照《明英宗实录》所记回师日程，“阳和北沙岭”却在万全峪与宣府之间，与地方志的记载矛盾。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如果地方志的记载正确，岂不等于说《明英宗实录》的记载错了？

其实，除了地方志的记载，《明英宗实录》里，还有一个直接证据可以证明地方志记载正确。土木之变后，当年十二月，云南金齿军民指挥使司经历司知事袁敏奏：“曩臣随驾北征，八月初九日班师至万全左卫花园。”(26)阳和北沙岭距万全左卫多里，人无分身之术，当时交通又不如现在便捷，明英宗领着20多万人不可能在同一天内出现在相隔如此遥远的两个地点。因此，可以断言，《明英宗实录》抄本把英宗回师日程搞串了。这个日程先后，谈迁《国榷》记载相同，看来，清初《明实录》的抄本已成目前模样。《明史》纂修者撰《英宗前纪》，干脆把从大同到宣府间的记载全部省略。别处叙述此间相关事情，俱模糊处理日期和地点。

其次，“洪州方城”是何地？今天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当地人称之为“洪州”。原来阳原县在金元时期叫弘州，(27)明朝属万全都司怀安卫，清朝叫西宁县，治所在今天的阳原县城。县城东边8里，有一古城遗址，名方城，地名称方城堡。据同治《西宁新志》记载，此方城为从山西天镇县通往蔚州之通途。当时，堡已经分成东西了，中间有条沙沟。这大概是雨季时因雨水冲刷造成的。(28)现在堡东为东坊城堡村，西侧为西坊城堡村。这方城，随着世代的更替，流传成坊城了。

如此，则原来英宗和王振所统亲征部队在离开大同很远后，才从白登折到通往蔚州的道路上，然后在洪州方城又转回通往宣府方向的道路。至于绕了多少路程，后文再交代。

“滴滴水”，谈迁《国榷》记作“滴水崖”，或许因其所见《实录》版本不同。但根据乾隆《大同府志》，“滴滴水”名称无误。滴滴水即今天阳高县县城西南部之滴滴水村，按当时里程计算，离县城40里，离双寨儿60里，离大同城80里。(29)

　　地理既明，现将明英宗从大同至宣府回师日程重排如下：

　　初三日，自大同回师，车驾次双寨儿，行20里。

　　初四日，车驾次滴滴水，行60里。

　　初五日，车驾次阳和北沙岭，行20里。

　　初六日，车驾次白登，行40里。

　　初七日，车驾次洪州方城，行70里。

　　初八日，车驾次怀安城西，行90里。

　　初九日，车驾次万全峪，行63里。

　　初十日，车驾次宣府，行60里。

再将此重排日程，与进军行程对照，如按照进军路线回师，从白登经天城西到怀安城西，路程是里，(30)而从白登经洪州(弘州)方城到怀安城西的路程是里，后一路线比前一路线绕道40里。这个40里或许就是郭登所说40里的真正含义。那么，为什么会有这40里绕行？为什么到了洪州方城后，又要开赴宣府？这40里的绕行对英宗亲征产生了什么影响？

从英宗身后所纂修的《明英宗实录》，到当今相关文献，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认为：绕行本出于安全考虑，以便英宗与扈从部队从紫荆关快速返回关内，而重新返回通往宣府路途，则缘于王振恐大批人马踩坏家乡庄稼。如此，则土木之变的责任就全在王振身上。那么，这种把责任都推到王振身上的做法是否符合历史的实情呢？

若大同回师时，王振邀请英宗临幸其蔚州第宅，则亲征部队行军方向当一直往东朝洪州方城行进。该路线里程为里，(31)比经白登而后转向洪州方城的里程短42里。不论是王振欲邀皇帝回乡显摆，抑或为英宗快速返京考虑，亲征军回师都应该选择里程较短路线。但实际上，却选择了里程较长路线。其合理解释当是大同回师时，英宗根本未曾同意途径蔚州自紫荆关返京的建议。而且谷应泰所说的“行四十里，复转而东”，完全不合回师路线。事实上，从双寨儿往后到阳和北沙岭，一直都朝东北方向走。因此，谷应泰40里的说法错了。根据该错误说法建立对王振当时行军意图的推测，自然不能成立。那么，何种推测更符合历史真相呢？笔者以为，如此推测或离历史真相更近。大同回师前，郭登建议从紫荆关入关，遭英宗拒绝。英宗拒绝的理由简单而有力。他拒绝的理由或是这样：若接受郭登建议，即等同未见一敌，未放一箭、发一炮，号称天下无敌之大明京军，闻瓦剌兵之风即丧胆失魄，“走为上策”，灰头土脸地逃回京师，此状于天下共主之大明天子，是何等奇耻大辱！若如此，既侮辱了大明，也辱没了祖宗，他朱祁镇有何颜面再见其臣民、再去太庙给祖宗烧香呢？所以，明英宗的亲征军是循着边墙以寻找瓦剌主力决战的方向回师的。

那么，为何抵白登后，亲征军又折向东南，往蔚州方向走呢？前文已交待，七月十五日，大同明军曾与瓦剌军在阳和城外有一场恶战，明军全军覆没，英宗亲征军前往大同时，阵亡明军将士仍然陈尸荒郊野草。(32)为避免此景再度刺激亲征部队，回师时未在阳和城驻跸。但此举这并不能阻拦文武大臣借此场战役失利谏止英宗的军事冒险。其实，文武大臣对亲征冒险的谏止，在亲征部队出发后，也未曾停止。早在出师抵达宣府时，“随驾文武连上章留之”，尽管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被责罚“令跪于草中，至暮方释”，但明英宗和王振确实抵挡不住，被迫退回到宣府南的鸡鸣驿。“时我师前进，虏寇渐退伏塞外”，明英宗方才找到敌惧我师、继续进军的依据。(33)如今，当扈从部队再经阳和城外，又一次目睹陈尸荒郊野草的阵亡将士时，明英宗终于扛不住扈从文武大臣们的压力。而王振赶紧出来替其主子打圆场，遂编造邀请圣驾临幸其蔚州第宅的口实。于是，明英宗在白登改变行军方向，转往东南，向蔚州方向行进。

抵顺圣川西城(洪州)东面的方城堡，一宿之后，明英宗仍不甘心，又改了主意，不顾扈从大臣们劝阻，执意再往宣府，寻敌决战。此时，王振又替其主子说话：皇上不去蔚州，是顾虑大军踩坏奴才家乡庄稼，怕没给奴才增光反而抹了黑。

《明史·王振传》说，这一绕行，造成“军士纡回奔走”，言下之意，让军士疲惫不堪，并耽误了明英宗安全入关。前文已清楚，与出师路线相较，此绕行仅迂回区区40里，当然接下来有90里行军，较为劳累。但往后在怀安城西、万全峪和宣府都有驻停，扈从将士皆可得到休整，无碍亲征军战斗力。

此绕行耽误多少时日呢？对比回师和出师日程，可清楚看出，自大同到宣府，花8天，比从宣府到大同多花1天。但是，这1天并非花在绕道上。出师时，从宣府到阳和，花5天；回师时，从阳和城北沙堡到宣府，也是花5天。这多出的1天是花在从大同到阳和的路上，无关绕道蔚州，换言之，无关王振。为何该段路程会多花1天呢？李贤记载：“明日班师，大风，至晚雷雨，满营人畜惊惧益甚。又连日雷雨满营。”(34)也就是说，从八月初三日回师伊始，连续数日俱为大风雷雨天气。受阻于恶劣天气，行军速度就慢了下来。

三、土木堡驻跸

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明英宗亲征军兵败怀来县土木堡，明京军精锐丧失殆尽。关于此次兵败的战场原因，谷应泰记载，十三日亲征军至土木堡，日尚早，东边二十里就是城防条件较优的怀来城，“众欲入保怀来，以王振辎重千余辆未至，留待之”。兵书尚书邝埜请“车驾疾驰入关，严兵为殿”，王振不听。结果于土木堡驻跸下来，置亲征军于高岗无水当敌冲之地，直接导致了十五日的覆败。(35)

谷应泰的记载，其实来自刘定之《否泰录》。(36)刘定之为正统元年探花，土木之变时，任翰林院侍讲留京，并未扈从。据其自述，《否泰录》系景泰年间，“因所目击耳闻，参以杨善、李实所述《奉使录》，钱溥所撰《袁彬传》，约其繁芜者”(37)。成化时，刘定之做《明英宗实录》副总裁，却没有采纳《否泰录》里关于王振为等待辎重致使英宗及扈从部队未能及时进入怀来城的说法，可见，他后来掌握资料多了，了解真相后，舍弃了自己的旧说。也就是说，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的相关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具体说来，导致土木堡驻跸的关键因素，有两个需要澄清。第一，明英宗不断的军事冒险；第二，怀来城的事先失守。

八月初九日，驻跸万全左卫花园时，文书官袁敏建议，委任大将一员，领兵三四万，于宣府城南或鹞儿岭险要地方驻扎，以防瓦剌兵尾随冲击英宗大营。(38)由此可知，回师抵宣府前，英宗早已有亲自领兵与瓦剌兵对阵的打算。无论事后结果，抑或兵法常识，该建议都属正确。但是，它被英宗和王振拒绝。究其原因，若如此部署，则英宗就不会有直接对阵瓦剌兵的机会。

次日，英宗驻跸宣府镇城。谍报发现瓦剌兵主力，兵部尚书邝埜两次书面请求“疾驱入关、严兵为殿”，英宗未回应。邝埜觉责任重大，径赴行殿面奏。王振詈曰：“汝腐儒，安知兵事，再言必死。”邝埜答：“我为社稷生灵而言，何得以死惧哉！”“王振愈怒，叱左右扶出。(邝)野与王佐相对泣帐中。”(39)

邝埜何以不是建议英宗坐镇宣府城呢？当时的宣府镇城周长24里，有7城门，城内面积约36平方里。持重稳妥之法，是英宗亲自坐镇宣府城，将指挥权委托给擅长军事的太师英国公张辅，或者宣府总兵官杨洪，选三员智勇将军，各领精兵，追踪瓦剌兵动向，伺机决战，重创之。此方案，当时是否有人建议过，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邝埜之所以要求“疾驱入关、严兵为殿”，就在于他十分了解英宗并无坐镇宣府的打算，而是要亲自与瓦剌兵决一雌雄。这一点，随后行程给予了更为清晰的证明。据《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随后行程如下：

　　十一日，车驾次宣府东南，行56里。

　　十二日，车驾次雷家站，行20里。

　　十三日，车驾仍在雷家站。是日，“车驾将发，宣府谍报虏众袭我军后，遂驻跸，遣恭顺侯吴克忠为后拒。”

由此日程可知，明英宗在宣府城仅住一宿，出城后，并未着急往京城赶，而是悠然行军，无丝毫躲避瓦剌兵锋之意。从宣府东南(即鸡鸣驿)到达雷家站竟然只走了20里，就停留了下来。第二天，刚要启程，得到宣府方面“虏众袭我军后”谍报，英宗不仅未加速行军，而是在派出断后部队的同时，竟然停留了下来。

明英宗为什么在雷家站停下来？先来看宣府东南到雷家站一带的地理形势。雷家站现为河北省怀来县新保安镇，当时有驿站。从宣府往东南走，驿路北侧紧贴山麓，南侧有洋河川流不息。此路与河，俱经狭窄山沟，形势险要，大部队只能纵列行进，无法大面积展开。但一到雷家站，地势突然变得非常开阔。雷家站北边是八宝山，南边是一片宽敞的野地。野地南缘，洋河从西北的山谷潺潺而来，桑干河从西南的山谷汩汩而至，汇合为妫川(永定河)。这种地形，便于大部队展开，是与瓦剌兵决战的好战场。所以，明英宗决定在这里停留下来，诱使瓦剌兵发动攻击，伺机将其歼灭。

然而，战场形势发展，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十三日，当他在雷家站待敌决战时，瓦剌兵袭击了亲征军断后部队，恭顺侯吴克忠与弟都督吴克勤、子吴瑾奉命率兵回击，陷入敌伏，克忠、克勤战死，吴瑾逃归大营。英宗得知消息，已近傍晚，他命令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领兵4万即刻赴援。援军走了50多里，到名为鹞儿岭的险要地段，再次陷入瓦剌兵伏击，全军覆没。该地段，今名鹞儿梁，在宣化县半坡街村东边不远，有国道和乡道经过。

明乎此，就可以澄清第一个问题，明英宗之所以未能及时返京而不得不驻跸土木堡，首先是他本人军事冒险所致。

鹞儿岭之战，前后阵亡多少人，没有具体数字。只知道四年后，明朝官方对土木堡之役及鹞儿岭之战阵亡者埋葬未尽以及经山水冲刷暴露的骸骨进行收集合葬，又收集了具。(40)这次战斗，可以用屠杀来形容。当时伏击亲征军殿后部队的瓦剌兵约为3万余人，而殿后部队至少为7万人。(41)该战役成为明英宗亲征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强势的殿后部队，两次惨遭瓦剌骑兵屠杀，让明英宗的扈从部队为之气夺。

此时，亲征军总人数仍然庞大。估计六月份派到大同、宣府增强防守的人部队，有部分随驾回师。但减去鹞儿岭阵亡和溃散的7万人左右，明英宗剩下的扈从部队总数仍在20万出头。

明英宗得知吴克忠兄弟败亡的消息是在天色“将晚”时分，而得知朱勇等人败亡，当已在夜间。第二天，十四日，车驾次土木堡，行33里，天色尚早，即驻下营来。土木堡东20里即怀来城，也就是怀来县老县城，年修建官厅水库后，大部分已经没入水中。怀来城城防优于土木堡，且傍河流，为何明英宗不稍前行，到怀来城再驻跸呢？谷应泰认为，当时尚有一批辎重，且是王振私人财物，落在后面，王振舍不得扔，就在土木堡驻下大营等候辎重队赶上，致使明军处于不利位置。上文提到，此说不确。《明英宗实录》则认为此举系王振因“惭恚”而作出的错误决定。其文云：

辛酉(十四日)，车驾次土木。先是每夕驻跸，必预遣司设监太监吴亮相度地势。至是，(王)振以军失利，惭恚，即止于土木。地高无水，掘井二丈余，亦不得水。其南十五里有河，已为虏所据。绝水终日，人马饥渴。虏分道自土木旁近麻峪口入，守口都指挥郭懋力拒之终夜，虏兵益增。(42)

按照这一说法，王振选择驻跸土木堡之失误，是因其“惭恚”而违背行军戒律造成的。但是《明英宗实录》同时提到，当时南边十五里的妫水“已为虏所据”。那么，选择驻跸土木堡，到底是王振主观肆意的错误，还是迫于形势而作出的不得已抉择呢？

其实，尚有一事，《明英宗实录》八月十四日纪事中未提及，就是当时宣府镇东面和东北，包括怀来城在内的11城守备明军，在参将杨俊带领下，于七月中旬瓦剌兵发动第一波冲击时，即已望风奔逃，令宣府镇北路、东路几同无人之区，瓦剌铁骑可自由来去。当英宗亲征部队前进、瓦剌兵撤退之时，这些临阵脱逃的将官们，也没有回到原来岗位，而是将城防和粮饷拱手相送。现在，由于英宗亲征部队行动迟缓，瓦剌骑兵运动迅速，先头部队已先于英宗部队抢占了无官兵把守的怀来城，并且控制了土木堡南边的永定河，而其他部队，正在迅速向英宗大营合围，英宗亲征部队被迫在地势高而无水源的土木堡驻守。(43)

行文至此，已经明了，导致明英宗不得不于土木堡驻跸、陷入危境的第二个因素是宣府镇北东两面包括怀来城在内的11城在瓦剌的第一波冲击中，守备明军即望风而逃，英宗亲征回师时，城防仍未恢复，导致英宗大营陷入敌围时得不到侧翼支援。

十四日晚，瓦剌兵连夜猛攻土木堡北面30里的麻峪口。第二天，也就是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五日，上午，瓦剌骑兵对土木堡形成合围，英宗大营持重不敢动。亲征军人马断水已超过12小时，虽饥渴难忍，但人数仍居绝对优势，只要阵脚不乱，瓦剌兵之环伺仍无法得逞。此时，瓦剌方面以讲和麻痹明军。瓦剌使者至大营，英宗写敕书派两通事随瓦剌使者返回。当此之时，瓦剌兵突然撤去南面部队，随后河对岸山坡一队穿戴明盔明甲的人马迎将过来，英宗和王振都以为是自己的勇士哨马，王振即传令拔营就水。(44)行军不到三四里，瓦剌兵再次合围，而南边来迎的勇士哨马刚一靠近大营，却挥舞着偃月长刀，朝着“自己人”砍杀过来，大喊：“解甲投刃者不杀！”英宗的部队顿时阵脚大乱。瓦剌骑兵乘机四面冲杀，亲征部队轰然溃散。当时王振死于乱军中，英宗做了俘虏，扈从公侯伯文臣武将死者无数。

本文的核心作业，是将土木之变这一明朝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关键环节在时间系列和空间位置上还原。经过此番还原作业，可以发现，标志明英宗亲征以失败终结的土木之变这一明史重大事件，因与宦官专权纠结缠纽，在明清时期相关历史书写中，为了适合宦官专权话语的建构，其诸多关键环节的真相被遮蔽、曲解。

其一，亲征决策环节，明清宦官话语以“劝成”甚至“逼胁”强调了王振的影响。不论是“逼胁”抑或“劝成”，所体现的是文官集团的话语霸权以及专制君主体制下独特的政治清算形式，另外加上清朝统治合法性的需要。这是宦官话语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一种真相。而在历史书写的对象层面，朝臣之所以未能谏止英宗亲征，其真实原因则涉及多重因素，既有应对前所未有之瓦剌南侵严峻形势的需要，也有京军统帅体制的限制，与英宗本人的“眼力”亦甚有关系，而王振的“劝成”或“逼胁”只是次要的因素。

其二，关于回师绕道，相关宦官话语，多有日期和地理错误，记载矛盾，即使权威性如《明英宗实录》、《国榷》者，亦难避免错简乱丁。将回师过程按照时间系列和空间位置还原后，可以发现，自大同回师，是原定计划，并非王振一时畏惧作出的决定。《明史》所说的“自此趋紫荆，裁四十余里”，谷应泰所说的“行四十里，复转而东”，都是错误的。实际上，“四十余里”是回师路线相对于出师而言的绕道里程，这一绕道对英宗行军作战没有实质性影响。在大同到阳和路段，回师比出师多花一天，是天气原因造成的，和王振没有关系。回师绕道，实际地理上是抵达白登后，未沿出师路线返回，而是转向东南行军至洪州方城，而后又转向东北经怀安城西到宣府镇城。洪州方城往南，即是王振原籍蔚州。但是，这一绕道却不能证实宦官话语关于王振出于邀请英宗回其原籍显摆尔后又顾虑踩踏家乡庄稼复改往宣府的说法。这是因为，作出回师经由蔚州决策的时间和地点，《明英宗实录》、《明史》都放在大同，若此事为真，则回师路线必定自大同东行径至洪州方城，但实际路线却是往东北行走经由阳和城外，只有到白登后才转向洪州方城。这说明，不论是出于从紫荆关就近回京还是出于王振的回乡显摆的私心，对于经洪州方城、蔚州、紫荆关回京的动议，明英宗自大同回师伊始就未同意，只是再次路经阳和城外重睹暴尸荒野的阵亡将士之后，扈从大臣的劝谏才起了作用，迫使英宗暂时让步，转向了去往紫荆关的方向。但行军至洪州方城，英宗又改变了主意，仍固执寻找瓦剌兵决战的原定计划，返回前往宣府的路途。之所以出现王振为一己之私肆意改变行军路线的记载，其历史真相很可能是王振为其主子打圆场作出的顶缸姿态。

其三，土木堡驻跸，并非如谷应泰所说王振为了辎重队中的私人财物而停留等待，亦非《明英宗实录》所说的“惭恚”，而是由于明英宗亲征军在那个特定时点陷入不由自主的境地。陷入此种境地的直接原因有二：一是明英宗一直在做寻找南侵瓦剌主力决战的冒险，不仅拒绝合理建议，甚至选择在雷家站开阔地带停留两天待敌，但实际上明英宗及其手下将领却缺乏驾驭这种军事冒险的指挥能力，当他们发现冒险破产企图退却时，已经身陷险境；二是在瓦剌兵发起首波冲击时，包括怀来城在内的宣府镇北东路11城即已被弃防，此后也未恢复，宣府镇城几成孤城，当英宗亲征军行至土木堡时，已落入瓦剌兵大包围，既无法进入东面怀来城凭城自保，也无法获得侧翼支援，连人畜汲饮水源也难以确保。

①明英宗亲征部队人数，有说50万者，有说20余万者。经李新峰考证，英宗亲征部队中正规部队23万，私属2万，共计25万。参见李新峰《土木之战志疑》，载《明史研究》第6辑，合肥：黄山书社，年，第-页。

②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潘世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第-页。

③《明英宗实录》卷“正统十四年六月乙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年。

④《明英宗实录》卷“正统十四年六月戊寅”，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年。

⑤《明英宗实录》卷“正统十四年七月己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年。

⑥《明史》卷6《英宗前纪》。

⑦《明英宗实录》卷“正统十四年九月壬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年。

⑧《明英宗实录》卷“正统十一年十一月癸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年。

⑨《明史》卷《邝埜传》。

⑩《明英宗实录》卷“正统十四年七月壬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年；《明史》卷《于谦传》。

(11)《明英宗实录》卷“正统十四年八月庚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年。

(12)《明史》卷《王振传》云：“也先大举入寇，振挟帝亲征。”

(13)《明英宗实录》卷“正统十四年八月庚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年。

(14)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29《王振用事》，北京：中华书局，年。

(15)《明英宗实录》卷“正统十四年七月甲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年。

(16)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2《土木之变》云：“(井)源等既行，太监王振劝上亲征。命下二日即行，事出仓促，举朝震骇。”夏燮云：“是时边报日数十至，王振劝上亲征。”参见《明通鉴》卷24“正统十四年七月己丑”，北京：中华书局，年，第2册第页。

(17)赵毅、罗冬阳：《正统皇帝大传》，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年，第页。

(18)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第69页。

(19)《明英宗实录》卷“正统十四年七月庚寅”载：“命在京五军、神机、三千等营官军操练者，人赐银一两，胖袄、裤各一件，鞋二双，行粮一月，作炒麦三斗，兵器共八十余万，又每三人给驴一头为负辎重，把总都指挥人加赐钞五百贯。”

(20)七月十六日出师，八月十四日回师至土木堡，若无十五日土木之役失利，则十六日返至京师。

(21)《明史》卷《王振传》。英宗大营至土木堡应为辛酉(十四日)。

(22)《明史》卷《曹鼐传》。

(23)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2《土木之役》，北京：中华书局，年，第2册第页。

(24)《(雍正)阳高县志》卷1《舆图》，台北：成文出版社，年影印本，第37页。

(25)《(乾隆)大同府志》卷3《疆域》，台北：成文出版社，年影印本，第48a页。

(26)《明英宗实录》卷“正统十四年十二月壬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年。

(27)弘州为何变成了洪州，大概是清代避乾隆帝的名讳。因为今天所见《明实录》、《国榷》的影印本，皆以清代抄本为底本。亦有可能为民间讹误，习俗相沿。此点为博士生丁亮所提示。

(28)《(同治)西宁新志》卷2《建置》，台北：成文出版社，年影印本，第69-70页。

(29)《(乾隆)大同府志》卷3《疆域》，第48a页。

(30)英宗进军路线和日程的详细记载，参考《明英宗实录》卷，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年。

(31)西宁县治至大同府治为里，加上县治到洪州方城的8里，共里。参见《(同治)西宁新志》卷3《疆域》，第85页。

(32)《明英宗实录》卷“正统十四年七月丙午”载：“车驾次阳和城南，时伏尸满野，众益寒心。”

(33)李贤：《古穰杂录摘抄》，载《纪录汇编》卷23，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明万历刻本，年，第8a页；《明英宗实录》卷“正统十四年七月辛丑、壬寅”。

(34)李贤：《古穰杂录摘抄》，载《纪录汇编》卷23，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明万历刻本，年，第8b页。

(35)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2《土木之变》，北京：中华书局，年，第2册第页。

(36)刘定之：《否泰录》，载《纪录汇编》卷16，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明万历刻本，年，第2a-b页。

(37)刘定之：《否泰录》，载《纪录汇编》卷16，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明万历刻本，年，第13a页。

(38)《明英宗实录》卷“正统十四年十二月壬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年。

(39)《明英宗实录》卷“正统十四年八月壬戌”邝埜小传。邝埜要求“疾驱入关、严兵为殿”遭王振怒骂一事，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将其时间和地点放到了八月十三日的土木堡。

(40)《明英宗实录》卷《废帝郕戾王附录》第48“景泰四年六月辛亥”条记载：“提督宣府军务右佥都御史李秉言：土木、鹞儿岭往年阵亡官军，及溃散死于沟涧者，埋瘗未尽。近因山水冲激，暴露风日，已遣人收集万五千余骸，合冢葬埋。其大同等处及紫荆等关，暴露者亦多，乞移文各边，俱令埋瘗。从之。”

(41)当时大同、宣府一线集中的瓦剌兵具体有多少人，史无明文。刘定之的《否泰录》(《纪录汇编》卷16)认为土木堡战斗中的瓦剌兵仅2万人(《纪录汇编》卷16)。刘定之后来是《明英宗实录》副总裁，但是《实录》里既没有记载亲征部队的具体人数，也没有记载瓦剌兵的总人数，只记载中东路的阿喇知院部队有1万余人(卷“正统十四年八月乙亥”条载“总督独石等处备御右少监陈公等言：达贼万余围龙门城，云是阿剌知院遣我等来讲和。”)，可见他对自己在《否泰录》里的说法也是没有信心的。而也先统领的中西路是主力，兵员必然更多些。清朝前期，卫拉特准噶尔部攻击内外蒙古时动用的兵力常在3万余人，而清初准噶尔部的力量弱于此时的瓦剌。据此推测当时瓦剌中东、中西两路兵力达3万人以上，是一个合理的接近历史真实的估计。但鹞儿岭之战不会投入全部3万余人，因为在伏击亲征军殿后部队的同时，也先在对英宗的大营实施大包围。至于明军在鹞儿岭投入的兵力，明代文献只记录朱勇的增援部队为4万人，吴克忠、吴克勤所统断后部队人数不明，若与敌旗鼓相当，则不下于3万人。

(42)《明英宗实录》卷“正统十四年八月辛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年。

(43)《明英宗实录》卷“正统十四年十一月辛卯”条载少保兼兵部尚书于谦等奏：“曩自逆虏犯边，(杨)俊望风奔溃，将独石、永宁等11城并弃之，遂使边境萧然，守备荡尽，虏寇往来如在无人之境，闻者无不痛恨。幸存宣府一城，有(杨)洪以守之，虽不救土木之危，以解君父之难，然足以为京师及居庸之应援，接大同等处之声势……以往事言之，独石、马营不弃，则乘舆何以陷土木。”由于宣府东路和北路11城被弃，宣府城成了居庸关外孤城，这也是杨洪坐镇宣府不救土木之难的原因。土木之变时，杨俊为总督独石、永宁等处守备都指挥佥事。《明英宗实录》卷《废帝郕戾王附录》第15“景泰元年十月己丑”条载礼科给事中金达言：“比者逆虏犯边，都指挥杨俊捐弃连城，金帛钱谷动逾万计，墩台不守，烽堠邈绝，致贼乘虚邀留圣驾，臣民荼毒，原其情犯，死有余辜。”《明英宗实录》卷“正统十四年十一月癸巳”条载：“虏之初入寇也，守备怀来署都指挥康能，指挥使易谦、温海，指挥佥事范澄，守备永宁城署都指挥佥事黄宁，指挥使周隆、张斌，守备保安城指挥使李宝，指挥佥事曹宗玘、焦玘，守备长安岭关署都指挥佥事鲁瑄、指挥佥事陈锳，俱率家众遁走，右副都御史罗亨信案举其罪，能、宁得宥，瑄为右副都御史罗通举以立功，玘亡不知处，法司论宝弃城为首，斩；谦、海、澄、隆、斌、宗玘、锳等从，徒。至是，遇赦，皆免罪降为事官，送武清侯石亨处自效。”据嘉靖《宣府镇志》卷11《城堡考》(台北：成文出版社，1年影印本)及《明实录》相关记载，当时宣府北东两面背弃的11城为：永宁、怀来、保安、开平(即独石堡)、龙门卫城、龙门所城、云州所城、长安岭、马营、赤诚、鵰鹗堡。又，前引李新峰文曾指出：英宗亲征军于土木堡扎营，“实则瓦剌已先于明军到达土木堡以东，明军就地驻营乃至无法取水，都是不得已的选择。”(参见李新峰《土木之战志疑》，载《明史研究》第6辑，合肥：黄山书社，年，第-页。)关于杨洪不救土木之难，明朝当时就有肯定和否定的两种看法。如于谦认为杨洪虽不救土木之难，但守住宣府城，却保障了11城失守的形势下居庸关、宣府、大同一线战略防御仍然不可动摇，有功于国家。而李贤则认为：“若土木之围，(杨)洪能以后冲之，必无是败。”(《古穰杂录摘抄》，载《纪录汇编》卷23。)今人吴智和的看法类似于谦(参见吴智和《明景帝监国登极时期居庸紫荆两关之城防》，载《明史研究专刊》第5期，台北：大立出版社，年，第页)，而李新峰的看法则类似李贤(参见李新峰《土木之战志疑》，载《明史研究》第6辑，合肥：黄山书社，年，第页)。

(44)《明英宗实录》卷《废帝郕戾王附录》第43“景泰四年正月癸未”，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年。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长春)年第1期第-页

长孙博历史学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