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

日

活

动

建

党

百

年

第二十四章批判极左思潮和落实党的政策

毛泽东从林彪事件中汲取了一些教训，对极左思潮进行了一些纠正，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在他的支持下，周恩来把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和批判极左思潮结合起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经济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教育政策、科学文化政策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不可能从全局上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年周恩来领导的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和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的努力，在不长的时间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毛泽东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他不能容忍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江青集团趁机发动“反击右倾回潮风”运动，周恩来落实政策的努力被迫中断。

一、“批林整风”运动

稳定局势的措施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周恩来领导全党尽可能稳妥地处理事件遗留的一些紧迫的重大问题。林彪事件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干部群众不明原委，议论纷纷，社会上小道消息沸沸扬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陆续将揭发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的一系列重要文件这些文件[1]逐级传达至基层。随着传达范围的逐步扩大，群众对事件本身的猜测逐渐平息，但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议论却明显增多。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高级干部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

《通知》宣布:林彪于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9月29日，中央宣布，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参加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得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9月下旬至10月初，中央相继决定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为彻底审查林、陈反党集团的问题，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

10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扩大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将传达、讨论和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当作当前头一位的大事来抓，并准备在10月下旬扩大传达到全体共产党员、解放军指战员和广大工人、贫下中农。

9月26日至10月15日，在李富春主持下，党中央召集部分老同志举行九次座谈会。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蔡畅、邓颖超、邓子恢、张云逸、张鼎丞、曾山、王震等老同志在会上发言。他们愤怒谴责林彪集团炮制《“”工程纪要》、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等罪行，揭发、批判林彪在历史上的错误和他篡改历史的行径，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散播的种种谬论。在这段时间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许多老同志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处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正确决策。中央还采取措施，慎重、妥善地对那些在林彪反革命集团活动中卷入很深的人或单位进行审理、清查，组织专人对一些重要事件进行调查，并对空军、海军、总参谋部、总后勤部等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适当调整。在揭发、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过程中，一些原造反派组织的少数人趁机浑水摸鱼，积极串联，准备拉山头，算旧账；一些领导干部又受到批判和冲击；一些单位领导班子中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以及新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加剧；一些工厂停工停产；一些地区一度又出现混乱局面。为解决这些问题，年11月至年上半年间，党中央在北京分别召集武汉、成都、陕西、新疆、浙江、四川、贵州、江西、湖南、河南、山东、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以及兰州军区、广州军区、海军等大军区、军兵种负责人举行座谈会、汇报会，或在各地区召开当地的工作会议，统一干部认识，调整领导班子，逐步稳定了这些地方的局势。

“批林整风”运动的内在矛盾年10月以后，随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材料陆续发出并传达到基层，按照毛泽东的布置，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批林整风”运动。林彪事件对全党全国的震撼是巨大的，它动摇了人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系列基本理论的看法。由于林彪反革命集团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从事阴谋活动的，因此，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揭发批判，也自然集中在批判极左思潮上。这在客观上有助于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在主持中央工作中，开始比较系统地纠正极左思潮，落实干部政策，恢复正常秩序，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但是，毛泽东在承认并纠正“文化大革命”某些错误的同时，却仍然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指导思想，并错误地认为这样的运动以后还要多次进行。特别是继续坚持极左思潮的江青等人，仍然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这些都决定了不仅纠正极左思潮的努力不可能进行到底，而且政治局势还有出现大的反复的可能。广大干部群众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政变阴谋活动非常痛恨，对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也十分愤慨，但是普遍感到批深批透林彪的谬论并不容易。一些地方反映，干部群众中的主要思想障碍是不好批，不敢批，“怕批错了，批了正确的思想不好办”，希望等待上级表态。

年上半年中央发出的批林文件中，强调批林与联系实际要和整风结合起来，也就是要与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结合起来，与解决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问题结合起来。但是，由于对林彪事件的实质采取回避态度，加上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气氛，这次“批林整风”又导致了扩大化的后果。一些地方在联系实际批林的过程中对本地的问题出现无限上纲的情况；一些地方出现了领导班子中的派性斗争，或是群众要批领导的“瞎指挥”，而领导却要批群众的“无政府主义”；一些地方对“支左”的军队干部提出激烈的批评。“批林整风”运动初期，在当时各种文件所限定的范围内，在不能触及“文化大革命”根本错误的前提下，批林只能是一些不得要领的形式主义，整风运动难以深入下去。

年5月21日至6月23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军兵种负责人人与会。在会议所发的文件中，第一次公布了毛泽东年7月8日给江青的一封信。在信中，毛泽东表示了对林彪年5月18日有关政变和个人崇拜讲话的不满和不安。信中说，“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江青在会上说，在这次会议上公布这封信，是为了说明毛泽东对林彪等人早有觉察。7月上旬至8月上旬，各省、市、自治区也陆续召开“批林整风”会议，要求把“批林整风”当作“头等大事”来抓，重点是批林，在此基础上搞好整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等。但是，这些会议都未能解决批林如何深入的问题。当时，也有一些地区和部门不是根据文件所定的调子，而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判断，明确地提出要“认真批判林彪煽动极左思潮的罪行”，“当前主要是克服极左思潮的干扰”。在周恩来的领导和支持下，这种真正反映群众意愿的呼声使“批林整风”运动突破了原定的框架。

注：[1]主要有:《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至之三)，毛泽东年八九月间在外地巡视的重要讲话和《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等等。

二、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毛泽东、周恩来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林彪事件的发生，使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怀疑，开始了更为深入的思考，这在客观上为批判极左思潮提供了有利条件。这种条件也包括毛泽东认识上的一些重要变化。此时，毛泽东虽然不能从整体上认识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他的确从事件中受到很大震动，引发了他对这场运动的新思考。这种思考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几年前对“文化大革命”那种赞扬和肯定，觉察到这场运动所造成的一些严重问题，加深了对极左思潮和做法的不满，特别是把它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联系起来，并在他认为必要的范围内着手纠正某些错误，调整某些政策。

年10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批评了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搞的形式主义。他说:“四好运动搞形式主义，把部队作风带坏了，要改变”，“现在搞空的东西多了”，“军队训练也有形式主义，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尽管当时党内文件仍把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当成是“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但毛泽东心里还是有数的。11月20日，他在一次谈话中，在讲到曾经担任林彪警卫工作的部队觉得脸上无光时说:“要说无光，是中央脸上无光，也是整个党无光嘛，哪是一部分人脸上无光?”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总后台“叫林彪”[1]。

毛泽东的这些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对“文化大革命”前期一些做法的不满和悔悟，并开始转向较为务实的方面。这个变化是初步的，但也是明显的。毛泽东的这些变化，提供了一种可能，使中央领导层里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力量得以进一步发展，并在与江青等人的斗争中一度处于有利地位，从而更有力地推动了批判极左思潮和纠正某些“左”的错误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一直在可能的范围内，努力抑制极左思潮的泛滥，以减轻“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在年的夺权高潮中，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可一世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采取断然措施，遏制了极左势力的嚣张气焰，对极左思潮有所抑制。九届二中全会后的“批陈整风”运动，实际上为批判极左思潮提供了又一个重要契机。年上半年，周恩来在一系列专业会议上几乎逢会必讲反对极左思潮。他严肃批评一些部门批判极左思潮不彻底，说不把极左思潮肃清，怎么能掌握正确的政策呢![2]周恩来的这些努力，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

九一三事件后，根据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因势利导，在更大的范围展开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以此为基础，展开对各地区、各部门一系列工作的调整和整顿。加快落实干部政策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首先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即根据“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这个估计，推倒加在许多干部头上的诬陷不实之词，把他们从被打倒、被专政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恢复原有待遇，以至安排一定的工作。年下半年以后，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虽然一直在进行，但由于林彪、江青等人的阻挠和干扰，却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党内一大批老同志的看法，并直接过问了一些高级干部的落实政策工作。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对曾经使他“震怒”的“二月逆流”采取了基本肯定的态度。他说:“‘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指陈毅、叶剑英等老同志――引者注)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这些话实际上为“二月逆流”的错案平了反。年1月6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时表示:现已证明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医院，向已病危的陈毅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几小时后，陈毅去世。8日，毛泽东在审阅有关陈毅追悼会文件时，划掉了悼词中“有功有过”四个字。10日，毛泽东临时决定，抱病赶往八宝山参加陈毅追悼会。他对陈毅夫人张茜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他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作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周恩来立即嘱咐陈毅家人将这一消息传达给一些老干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等报纸都在第一版刊登通栏标题:“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这给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各种冲击的老干部带来解脱的希望。他们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反映所受的不公正对待，请求能让他们出来工作，或结束审查，与家人团聚。毛泽东对一些信作了批复，表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