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城之名，源于北魏，此为众人皆知。北魏时期的郦道元，在其所著的《水经注》中，对赤城之名的由来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提到，沽水曾径直流经赤城东，而在赵建武年间，并州刺史王霸因败于燕军，而退守此城。这座高耸于阜地之上的城堡，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深隍之下的溪水，被赋予了赤城之名。

赤城地处白河与汤泉河的交汇之地，其古城坐落于高阜之上，被誉为“二龙戏珠”的风水宝地。这里不仅在汉代就已设立城池，驻扎武官和文官，还见证了战国时期的重要军事活动。在北山松树梁外二里处，长城和烽燧的遗迹依然可见，它们默默诉说着赤城在战国初期就已成为军事决策的重要之地。

此外，关于赤城与蚩尤的联系，也有诸多文献记载。明万历年间，蒋一葵在《长安客话》中指出，赤城山乃蚩尤古居之地，因其山石多赤而得名。而陆应旸在《广舆记》中则进一步考证，赤城堡即为蚩尤所居之地，其古址在北山，后移至平地。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也明确记载，古赤城相传为蚩尤所居。尽管清代蔡方炳在《增订广舆记》中注释说赤城山“蚩尤立都遗址，茫无可考”，但乾隆十二年的《赤城县志·建置志》却引《畿辅通志》明确指出，赤城县城乃古炎帝姜榆罔氏时诸侯蚩尤所都之地。这些文献资料为我们揭示了赤城与蚩尤之间深厚的历史渊源。过去，有些史学家曾提出蚩尤为东夷部族的首领，与黄帝同属一个历史时期。相传，黄帝与蚩尤在“涿鹿之战”中交锋，最终蚩尤战败身亡，其部下逃往南方。然而，随着近年来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蚩尤的身份有了新的解读。依据《归藏》、南宋罗泌的《路史》以及唐代徐坚所著的《初学记》引文，有学者提出蚩尤并非东夷部族首领，而是草原游牧民族的领袖，他诞生于“羊水”流域。这里的“羊水”，即今内蒙古兴和县境内的桑干河支流洋河上游。众多支流汇聚而成的“东洋河”，流经张家口市怀安、万全等地，与“南洋河”“北洋河”在宣化汇合，统称为“洋河”。当“洋河”在怀来县朱官屯（即“合河口”）与“桑干河”汇流时，便形成了“永定河”。同时，《归藏》《易坤灵图》等古籍记载，“蚩尤登九淖，伐空桑”。其中的“九淖”指的是坝上草原的地名，如“安固里淖”“九连城淖”等，而“空桑”则位于桑干河流域的涿鹿。据此，有学者推测蚩尤可能来自塞外，他在赤城北山建立都城是有可能的。因此，“赤城”这一地名与蚩尤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赤”字在甲骨文中的演变，从最初的“人”与“山”的组合，象征着人立于山巅，寓意着山高人为峰的雄壮。随后，它演变为“土”与“火”的交融，意指用火烧炼含有矿物的土壤，也就是矿石。这一过程不仅伴随着“滋滋”的声响，更见证了铁矿石融化成液态时那最纯正的红色，从音、形、意多个层面深刻诠释了“赤”字的丰富内涵。

而“城”字则由“土”与“成”相合，其中的“成”又蕴含着“刀”与“戈”的意象，代表着执兵守土的勇士。将“赤”与“城”结合，便形成了“赤城”，寓意着这个部族或国家以冶铸为业，铸造兵器以保卫家园。同时，“城”在远古时期也象征着“国”，因此，“赤城”不仅是一个善于冶铸的部族，更可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太白阳经》中记载，伏羲以木为兵，神农以石为兵，而蚩尤则以金为兵，这标志着金属兵器的诞生与蚩尤的紧密关联。相关文献亦证实，在黄帝时期，蚩尤已精通冶铜冶铁技术，并擅长铸造铜铁兵器。赤城地区矿产资源丰富，尤其是赤铁矿的开采与利用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晚期，这为蚩尤时代的冶铸文化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

此外，众多古代遗址和器物的发现，进一步印证了蚩尤部族的多元文化面貌。他们并非只知征战，而是同样重视农业、畜牧业与陶器制作，过着定居与游牧相结合的“山野”生活。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仅彰显了蚩尤部族的独特性，更为我们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线索。田野考古调查在赤城的白河流域揭露出众多上古时期的耕地。这些地块多位于较为平缓且土层深厚的山坡上，被当地人称为“二荒板子地”。这些古老的撂荒地至今仍未长出高大的植被与树木，仅有的低矮茅草和偶尔出现的几棵灌木也见证了其悠久的历史。这种“二荒板子地”在赤城的山地阳坡上广泛分布，尤其是县城周边百里范围内更为集中。在这些撂荒地的堰边，考古学家们经常发现石锄、石刀、石斧、石镰等农业工具，这些工具的使用痕迹显示出，当时的耕种者可能由于生产工具的限制，采用了上下种植、竖向垄锄的方式，这种方式虽然高效，但也可能加剧了水土流失的问题。经过数年的耕种后，地力逐渐丧失，耕种者们便不得不放弃这些地块，转而开垦新的土地。这些撂荒地无疑是我们研究上古文化和经济形态的重要线索。此外，在赤城县城周边还分布着众多古代文化遗址。这些遗址包括北山、西梁、南四里墩、凤凰山麓、水泉梁（火车站附近）、原种场梁、郭家屯碾棚沟等地，都出土了古老的文物。特别是在县城的东山巅，农民在植树挖树坑时意外挖出了大量冶铸青铜的石范，这些石范的形态远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石范，为我们揭示了这里可能是上古时期铸造青铜的遗址。这些遗址的分布特点明显，一是围绕北山松树梁而设，二是为保障东山巅铸造青铜的安全而设，这些都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线索。赤城县境内出土的器物独具特色，反映了多个历史时期的繁荣。自新石器晚期至战汉或北魏，赤城遗址众多，其中独石口半壁店的“古城梁”遗址尤为引人注目。这里长达三千年的人类繁衍生息历史，可能揭示了古造阳和上谷郡的初设之地。此外，猫峪南永庆王卜的盖子梁，遍布着原始农业的“二荒板子地”。在地堰中，老乡曾捡到过一柄古老的石刀，其天然形成的“刀状”特点，显示了远古人类“刀耕火种”的农业活动。年5月21日，在赤城镇七里河南梁，古代烧陶遗址的发现更是震惊了考古界。经过发掘，大量陶片出土，其中包括珍贵的彩陶片，甚至复原出一个直径达40多厘米的彩陶大盆，其工艺水平受到专家好评。同时，七里河南梁的高压输电铁塔建设中，施工人员也挖出了许多陶片，经过复原，两个奢口折腹红陶盆和一个大盘矮足陶豆被博物馆珍藏。更令人兴奋的是，当地老百姓在七里河东山上还捡到了玉环残器，被专家鉴定为“小河沿”文化的珍贵器物。而在云州乡北沙沟，农民在耕地时发现了鸟首形和双孔石斧组成的权杖，以及鸡骨白镯子、玉环等物件，展现了粗犷豪放的草原文化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块石“砖”顶端刻有的人像——高鼻梁、大鼻子、眉目清秀，形象逼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所王鹏教授等人种学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这些发现无疑为研究赤城县乃至整个上古时期的文化和经济提供了丰富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