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的《李鹏回忆录（—）》，是李鹏亲自撰写的一部自传体书籍。全书48万余字，不但详细记述了李鹏在55年中的工作、学习经历，还披露了大量家庭生活细节。一家人的命运起伏，经由李鹏平实、生动的笔触，铺陈在读者面前（下文中楷体部分摘录书中自述，略有删节）。

新书出版过程

中国电力出版社（下文称电力社）有关负责人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透露，《李鹏回忆录》的筹划始自年。当时，《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由电力社出版，李鹏提出：“我还要写一本回忆录，其中很多内容是在电力系统工作的情况，到时也请你们帮忙出版。”此后，他就开始了回忆录的写作工作。

年底，李鹏如约将一本打印好的完整书稿交给了电力社。这份书稿让电力社的编辑人员非常惊讶：不仅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甚至连照片摆放的位置都已经安排好了。“这些内容全部由李鹏同志亲自撰写，没有工作班子。此前出版的《李鹏电力日记》中有一张全国电网构架示意图，同样是他自己用电脑画的。”电力社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李鹏有记日记的习惯，退休前他还一直做工作笔记，这些都成为出版此书的重要参考。通常，李鹏都是直接在电脑上写作。电力社前社长宗健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他常用一台黑色的笔记本电脑。”因为是理工科出身，李鹏对电脑操作十分熟悉。他曾跟电力社的编辑们开玩笑：“我也会PS（图像处理软件AdobePhotoshop的简称）。”

书稿写作进行到后期，李鹏对部分章节采取了口述录音的方式。他先看完有关资料，打好腹稿，然后对着小录音机口述。身边工作人员将录音整理出来后，他再对文字进行修改。

接到书稿后，电力社马上抽调文字、图片、美术等专业人员组成编辑队伍，由宗健任编辑组负责人，对书中史实，尤其是人名、地名、时间、事件和数据逐条逐项进行核对，最后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审核把关。

李鹏十分看重细节，编辑对书稿的所有改动都需要经过他的同意。在这个过程中，编辑组多次向李鹏汇报书稿编辑情况。每一次编辑提出需要解决或确认的问题时，李鹏都会当场作答或记录下来。李鹏的夫人朱琳也一直参与编辑组的汇报讨论。“主要是帮助李鹏同志回忆一些过去的人和事，并对书稿中的一些文字表述提出修改意见。”宗健说。

与李鹏接触久了，电力社的编辑们觉得他“平易近人、待人谦和、思维清晰、说话严谨，有时还很幽默”。在他们看来，整本书以叙事为主，情节生动、语言平实，文如其人，正是李鹏“平实质朴风格”的体现。

年8月，电力社完成了征求意见稿。年6月正式出版的《李鹏回忆录》与李鹏的原稿差别不大，结构上也没有变化，只是核对订正了一些基础内容和数字。讨论定价时，李鹏要求出版社“定低点”。本来，出版社计划为新书的出版举办一场首发式，但李鹏不同意，要求越简单越好。最后，出版社只简单办了一个读者座谈会暨赠书仪式。

　我的出生

　　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我的父亲叫李硕勋，母亲叫赵君陶（原名赵世萱），他们于年8月在上海大学结成良缘，成为一对志同道合、相亲相爱的革命伴侣。从他们的结婚照片上可以看出，母亲坐在一个大椅子上，相貌端庄、温柔文雅，父亲坐在母亲身旁，身材修长，刚强坚毅。这张照片我母亲一直珍藏在身边，这是她幸福而永恒的纪念。

说起父母亲的相识，还有一段往事。那是在年3月，我父亲在上海大学读书。当时的上海大学是我们党参与创办的一所学校，培养出了大批党的干部，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张太雷等都曾在这里任教。有一位同学叫阳翰笙，他患有胃病，组织上安排他和李硕勋、刘昭黎、雷晓晖等几位同学一同到杭州养病并补习功课。他们四人在西湖边的葛岭山上租了一套四间屋子的平房，自己动手做饭和料理日常生活事务。杭州风景秀丽，气候宜人，阳翰笙的病一天天好了起来。我父亲随身带了许多关于马列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书籍，在那里苦心阅读钻研。有一天，雷晓晖碰到一个叫钟复光的同学，就邀请她来西湖的住处。钟复光后来嫁给了上海大学的一位教社会科学的教授施存统，他们的儿子就是新中国成立后著名的作曲家施光南。过了几天，钟复光来到了葛岭山上的住处，和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位20岁左右的女学生。钟复光介绍说：这个女孩子叫赵世萱，是赵世炎的妹妹，从北京来到上海，准备明年报考上海大学。就这样，我的父亲和母亲相识了。以后他们同时就读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他们经过相识、相知，互相萌发了爱慕之心，在第二年8月结为终身伴侣。

　　我的母亲非常喜欢杭州，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西湖秀丽的风光，还有她对父亲的无尽怀念。母亲晚年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但她还是想回杭州再看一看那令人牵肠挂肚的地方。年她终于如愿以偿，在西湖边上的一家休养所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光。

　　年10月20日，也就是农历九月初八，我出生在上海法租界明德里15号。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亲受党中央委派，正在浙江省从事党的白区工作，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省军委书记，后又任省委代理书记，所以未能陪伴在母亲身边照顾她。过了半年，到年3月，我父亲才奉中央的调动，回到了上海。这时候我已经快半周岁了，父亲见到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心中自然十分高兴。他就问母亲：“给他取名字了吗？”母亲说“还没有呢，等你来取呢。”他好像胸有成竹，说“他在我们李家属于’远’字辈的，就叫李远芃吧。”我母亲不假思索念出了白居易的一首诗《贺雨》，其中有两句是“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我父亲说：“芃”代表草木茂盛的意思，这说明我们家又多了一个革命的后代，我希望他能够像茂盛的草木一样，永远扎根在中国人民的土地上。”就这样，我的名字就定下来了，叫李远芃。后来，我12岁去延安的时候，蒋南翔帮我改名为李鹏，一直沿用至今。

我的家庭

　　我的父亲李硕勋于年2月23日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庆符县（今属高县）、我的祖父叫李天祺，祖母叫何圣熙，我都没有见过。我们家在当地是一户比较富裕的家庭，我的祖父是做生意的。据说我的先辈是从湖北省麻城县移民过来的。早在明末清初，由于战乱和疾病的影响，四川省人口锐减，清政府动员邻近省的老百姓移民到四川，耕种土地，减免税赋，让四川重新发展起来。我在麻城的祖先李朝翰从麻城迁移到四川庆符县。家谱中记载，四川李氏从第一世李朝翰一直传到我这一辈“远”字辈。后来在湖北省麻城县也发现了李氏家谱。家谱上说，这个家族的第十代有一个男丁名朝翰，后迁移到四川，他的出生年月是明万历十二年。这样，两份家谱就对上了。麻城的父老乡亲们听说我的祖籍是麻城，都很高兴。当地的县领导多次到北京来看望我，希望我能回老家看一看，我也有这个愿望。年5月，我终于如愿以偿，和朱琳一起回到了麻城老家，来到我的祖籍地李家坝，去李家祠堂祭拜了李氏祖先。

　　李硕勋从庆符县小学毕业后到宜宾上中学。那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后，他积极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和抵制日货的斗争，并接受了进步思想。他和阳翰笙是好友，两人都认为宜宾消息闭塞，就到成都考上了四川省立第一中学。在年的这段时间里，他们接触到许多新的进步思想，其中包括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给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们结识了吴玉章，钦佩他的革命思想和渊博知识，多次向他请教，思想上受到很多启迪。吴玉章是同盟会会员，当时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任校长。共产党员王右木也向他们讲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事情。李硕勋、阳翰笙和其他同志共同组建了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

　　因为搞爱国学生运动被发现，李硕勋、阳翰笙等人被四川当局通缉。他们不得不在年11月离开成都，坐船到重庆。阳翰笙在离开成都时写了一首诗，反映了那时他们的心情。诗中写道：“锦江之水清又清，水底游鱼分外明。不怕虎狼爪牙至，一帆东去自由身。”年底，李硕勋又从重庆到北京，进入弘达学院（即今北京市二龙路中学）学习。随着国共两党合作，实行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共同反对北洋军阀政府，革命力量中心已转移到了南方，李硕勋和阳翰笙又到了上海。他们在年都考入了上海大学。我父亲在上海大学接受了系统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并于年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我的母亲赵君陶于年1月17日出生在四川省酉阳县龙潭镇，她原名赵世萱，后改名为赵君陶。我的外祖父叫赵从善，外祖母叫陆碧莲，他们是从江西南丰县迁到龙潭镇定居下来的。酉阳位于四川的最东南部，是一座千年古城，交通十分闭塞。全县大部分是山区，唯有龙潭镇这块地方有酉水经过，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是一块富饶的地方。从四川的东南五县要到外地只能走水路，经过酉水，进入湖南省的沅江，然后再进入长江。

　　我的外祖父赵从善在江西的时候家境十分贫寒，他给一位桐油商人做徒弟，这位桐油商人带着他经长江到了四川酉阳。那时候桐油商人的生意做得还不错，逐渐积累了一些财产。但是他年纪大了，膝下无子，看赵从善身强力壮，做事勤快，为人忠厚老实，临终的时候把所有的财产和桐油生意交给了他，要他好自为之。这样，我的外祖父接管了这位桐油商人的全部家产，继续做桐油生意。他精于管理，生意越做越大，赚了不少钱，后来在龙潭镇购置了多亩土地，算是一个富足的大户。

　　我的外祖父、外祖母膝下一共有九个孩子，五男四女，我的母亲排行第九，名字中间都是“世”字。我的二舅叫赵世珏，三舅叫赵世炯，四舅叫赵世章，五舅叫赵世炎。我了解较多的有三舅、五舅和三姨，其他的我就不大清楚了。

　　我的三舅赵世炯，信仰读书救国，从北京的一所交通通信学校毕业后，进入邮政电信机构工作。当时，这类机构的薪水比较高，收入也比较稳定，他对我们全家，特别是我的五舅赵世炎、我的母亲和我的三姨赵世兰，尤为关照，不仅在他们读书的时候照顾他们，而且在整个革命斗争中也为他们提供了许多帮助和援助。后来，赵世炯的几个子女都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周恩来、邓颖超很熟悉我们赵、李两家的情况。解放后，邓颖超专门给赵世炯写了一封信，称他为“三哥”，要他从杭州到北京邮电部工作。当时，李强是邮电部的负责人之一，他曾告诉我：“我和你的三舅是很好的朋友，在一起工作过。”

　　我的五舅赵世炎，早在年就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建立了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共青闭组织的前身），是我们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在大革命时期，他参与领导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年7月19日，赵世炎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杀害了，当时他担任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代理书记。

　　我三姨赵世兰，是我们党内一位比较著名的老大姐。她年随全家从酉阳迁往北京，后来上了北京女师大，年参加反对校长杨荫榆的斗争。许广平等学生运动领导人受到反动政府追捕，其中刘和珍和我三姨都被非法关押，她们在狱中作了坚决的斗争。由于社会各界名流对北洋政府的强烈抒击并多方营救，她们才被释放。学潮时，我母亲也曾在女师大补习功课。

　　我的父母和赵世炎、赵世兰等亲属都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他们的革命事迹影响了我的一生。虽然他们出身于富裕家庭，但后来都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早期的共产党员，特别是我的父亲和五舅都为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并不奇怪，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类似的情况，因为他们从青年时代就抱有强烈的爱国热情，特别是在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后，脱离了原来的封建家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坚定的革命者。

　　见到周恩来同志

　　年秋季，我正在育才学校读书，突然接到通知，要我赶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准备去延安。我从学校步行到草街子码头，坐船到北碚，正好我的母亲也从对岸的黄果树来接我，母子汇合后一起坐公共汽车前往重庆。

　　我们先来到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周公馆位于今渝中区中山四路，在靠近嘉陵江边朝天门附近的一个小巷里。年冬，中共代表团由武汉迁移重庆后，为便于工作，周恩来以个人名义租赁这房子，作为中共南方局在市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楼房内，中共代表团仅租赁了一、三两层，二楼的大部分和底层门厅旁的厨房，均为国民党人居住，真有左右内外夹攻之势。

　　在曾家岩，我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我们这些烈士子弟都亲切地称呼他们“周伯伯”和“邓妈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伯伯，年他曾摔伤了右臂，到苏联治疗。事情发生在年7月，周伯伯在骑马过延河的时候摔了下来，造成右臂肘关节部位骨折。党中央和苏联政府都十分关心，由于国内医疗条件有限，苏联政府派了专机来接他。这样，他和邓颖超一起赴苏联治疗，还带了几名在延安的革命烈士的后代和负责人的孩子去苏联学习。我记得有孙维世，她是孙炳文烈士的女儿：陈祖涛，是陈昌浩的儿子；高毅，是高岗的儿子；还有陈小达，是陈伯达的儿子。这就是以后被周总理称作送到苏联学习的第二批革命后代。周伯伯在苏联治病，医生诊断后认为，骨折是可以医治的，治疗的办法就是打钉子，把他的右小臂与肘部固定起来，这样他的右手还可以活动，但是右臂上的肘关节就不能恢复活动了。在征求周伯伯和邓妈妈的意见时，周伯伯表示：只要能使我的右手活动，还可以拿枪、写字，那就没什么关系，一样可以做革命工作。伤养好了以后，他们先被送回延安，然后又回到了重庆。

　　周伯伯看到我非常高兴，对邓妈妈说：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越长越像硕勋了。邓妈妈说：我看更像君陶。大家哈哈大笑。这时候，周伯伯看到我有一点驼背，就用巴掌拍拍我的背，然后又用拳头轻轻敲了下。他对我说，可不要驼背，要挺起胸膛，这样身体才健康。这件事我一直记忆犹新，因为以后到了延安以及在北京再次和周伯伯见面的时候，他都要看看我是否还驼背。

　　有一天，周伯伯问我：你在育才学校学习什么功课？我说在社会科学组。他听了以后，从桌子上随便拿了一张《新华日报》，叫我把社论念一遍。我很流利地念了一遍。他说：你能不能把这篇社论的要点给我讲一讲？我当即根据自己的归纳讲了几点意见，都是比较中肯的。他听后对我大为称赞。于是这件事情在曾家岩传开了，说育才学校有一个孩子，小小年纪就能背马列主义。这当然是误传。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们在北戴河休息时，我和朱琳看望宋平同志和他的夫人陈舜瑶，当时陈舜瑶问我：最近出版的《延河之子》那本书内容符合事实吗？我说：基本符合事实，因为书中有关我的内容大部分是我口授的。她又笑着说：那你就是当年在曾家岩的那位小同志了，大家都说你背马列倒背如流。我解释说：那是误传，我当时只不过是念了一篇《新华日报》的社论和归纳了要点罢了。

　　我在曾家岩安定下来后，母亲就回北碚了。我被安排住在办事处一位同志的房间里面，我们俩挤在一张双人床上。据我的记忆，当时有很多知名人士都在那里，如徐冰、张晓梅夫妇。徐冰解放以后，长期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晓梅则成为邓颖超的得力助手。还有宋平和陈舜瑶夫妇，宋平曾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后来到重庆中共南方局和新华日报社工作。乔冠华的夫人龚澎也在那里，据后来陈舜瑶告诉我，当时乔冠华不住在曾家岩，而是在市内另租有住房，不过当时他定期为重庆《新华日报》撰稿。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夫妇成为外交战线上的优秀工作者。此外还有陈家康等同志。我在曾家岩住了几天，就看到许多统战工作对象和重庆的民主人士纷纷来拜访周伯伯。有一次，我看到文化界人士郭沫若、阳翰笙、田汉、冯乃超等人，聚集在周伯伯和邓妈妈居住的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里，一起商谈抗日救国的大事。周伯伯还特别向郭沫若介绍了我，说：这是李硕勋的儿子，叫李远芃，在育才学校学习。郭沫若和我父亲很熟悉，北伐战争时期，郭沫若是总政治部副主任，我父亲是第二十五师政治部主任，他们经常来往。

　　我在曾家岩住了一段时间，由于那里来往人员多，工作繁忙，并且处于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之下，他们觉得我住在那里也不太方便，把我带到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是一座三层小楼，周伯伯、邓妈妈住在第二层靠东边的一间房子里。我住在凯丰的房里。凯丰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代理部长，在重庆做统战工作，但他当时不在重庆，听说去了延安。他的夫人廖似光没有一道走，因此邓妈妈把我托付给她，让她照顺我，等待时机，再赴延安。廖似光是一名老共产党员，是叶挺将军的外甥女，她原来是上海的一名女工，一直做地下工作，她参加了长征，是我们党内的一位老大姐。当时廖似光身边没有子女，对我爱护有加，就像母亲对待儿子一样，我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

　　毛主席和我谈话

　　年的秋季，我们已经从自然科学院补习班转到新成立的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校址在延河东岸原中国女子大学的地方。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从延安大学出发，步行前往杨家岭。杨家岭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居住的地方。

　　我跨过几个山湾后，来到了杨家岭。我先去找蔡畅同志，但她不在家，我就去找陈云同志。我和陈云在窑洞里坐了一会儿，天色已近黄昏，陈云说：我们去吃饭吧。

　　根据中央的规定，在延安有三种伙食标准：一种叫大灶，就是供一般的工作人员和学员所吃的；第二种叫中灶，是供一般负责干部吃的；第三种叫小灶，是供中央领导同志用餐的。

　　中央领导同志虽然在小灶吃饭，但是可以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由勤务员把饭菜打到自己的窑洞吃：另一种方式是领导同志自己到小灶食堂吃。

　　陈云带着我来到一座两层建筑前，这是中央办公厅的所在地。这座建筑的上层是中央开会和中央办公厅办公的地方，下面一层就是小灶食堂，同时也是中央召开参加人数较多的会议的地方。

　　我们进入小灶食堂。食堂内摆设了若干个小方木桌，每个方桌配有四个座位。我就靠近陈云旁边坐下来。当我们正要开始吃饭的时候，毛主席和江青进来了。陈云见后赶快站起来打招呼，我也马上跟着站了起来。大家打过招呼后即落座，毛主席坐在我的对面，江青则坐在陈云对面。毛主席看了看我，问陈云：这个娃娃是哪里的？陈云介绍说：他是延安大学中学部的学生，他的父亲是李硕勋。听了这个名字，毛主席想了一会儿，似乎不大记得起来了。陈云这时马上补充道：他是世炎同志妹妹的儿子。当听到世炎的名字后，毛主席兴致高了起来，他说：世炎啊，我们熟得很啊，我们都在大钊同志手下工作过，他是革命的早期领导人，不过，世炎他们是搞工人运动的，而我是搞农民运动的。

　　这时毛主席又仔细打量了我，停顿了一会儿，他说：李硕勋同志我想起来了，他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听说在海南岛牺牲了。陈云讲：是的，我和硕勋一起在江苏省委工作过。这时候毛主席又转来问我：你们正在学习什么功课啊？我说：我们正在学习整风文件。他又问道你看小说吗？我说：看。他问我：看什么小说？我回答正在看《三国演义》。毛主席问：你对《三国演义》的哪个人最佩服？我脱口而出：曹操。主席听后感到十分惊讶，就追问我：为什么呢？我就说：曹操能团结干部。毛主席说：那你举个例子。主席在等待着我的回答。我说：官渡大战后，曹操取得了胜利，缴获了许多他的属下私通袁绍的高官和谋士的书信，但他并没有采取什么处置措施，而是当着这些人的面把这些书信都烧了，因此团结了这一部分人。听完了以后，毛主席点头称是。他对陈云说：这个娃娃了不起，要好好培养，将来一定是个人オ。

　　江青听说我到延安之前曾在陶行知先生办的育才学校学习过，她很感兴趣，问了我一些陶行知先生的情况，我一一作答。

　　毛主席和我这次谈话虽然简单，但是含义深刻。十月革命以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都在不断摸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是从工人运动搞起，在大革命时期发动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上海市临时革命政权。蒋介石到上海后，叛变了革命，对共产党员进行血腥大屠杀，造成大批共产党人牺牲，这就是历史上的四一二惨案。我的五舅赵世炎也在此后英勇就义。而毛主席呢，他在看到南昌起义失败后，就上了井冈山，创建了工农红军和红色根据地，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关于团结干部的那段话，这也是以后毛主席讲过的，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承认了错误，并在实际中改正了错误，我们还是要相信他们。

　　关于《三国演义》的那些评论，其实也并不是我个人想出来的，是一些老同志的议论给了我启发。不过当时我用比较简单和肯定的语言回答了主席的提问，因此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

　　走上工作岗位

　　我在张家口工业专门学校的学习一直持续到年7月末，校方宣布我们一班毕业了。当时的局势很紧张，国民党军队准备大肆进攻张家口，根据中央的方针，解放军不会在张家口和敌人正面展开战斗，而是按计划撤退到晋察冀老根据地。根据统一部署，上至晋察冀中央局，下至我们这样的学校以及银行、工厂等基层单位都准备离开张家口。校方向一班同学宣布：你们已经毕业了，如果愿意工作，学校可以负责介绍，如果想继续留下来，那么就跟着学校转移到晋察冀老区，然后进入那里的华北大学继续学习。大部分同学还是想到华北大学学习，只有黄毅诚、杨国富（后改名为杨欣）和我三人报名要去工作。我们觉得在延安学习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到张家口又学习了半年多，想赶快到工作岗位上去锻炼。

　　正当我们考虑怎样找到总部机关，以便安排工作的问题时，同学李伦来找我们了。李伦是我在延安时的老同学，他曾于年到年在延安大学中学部三班学习。年，他就参军去了，分配到炮兵，打过仗。解放军收复张家口以后，他随军也调到了张家口，作为军代表被派到张家口火车站，担任副站长。当时担任平绥铁路局局长的是吴德。李伦到学校来找我们，老同学见面当然很高兴，我们谈到就要从张家口撤退的事，他跟我们说：你们跟我们一起走吧。从张家口撤退到晋察冀边区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东线，要经过怀来县进入老根据地；另一条是西线，要经过阳原县进入老根据地。因为要退出张家口了，铁路局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李伦就临时被调到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当一名组织部干事。这时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这时候李伦来找我们。原来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就是杨国富的父亲，李伦约我们一起走，显然是有原因的。恰巧，我们三个人要上太行山，去我们工作的单位报到，据说他们都在河北阜平县等我们。于是，我们就随着晋察冀中央局党校一起从西线进入晋察冀老解放区。

　　说来也凑巧，在党校的队伍里我遇到了杨献珍副校长和组织科科长廖似光。我去延安之前，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廖似光受邓颖超的委托照顾过我，我当时就住在她的房间里。廖似光看到我已经长这么大了，又入了党，非常高兴，一路上对我非常照顾。我们从阳原县进入老解放区，在蔚县西合营镇附近一个村子停下来，准备继续南行。

　　这时候，我和黄毅诚、杨国富就商量各自去找分配的单位，我报名的专业是电业，他们报名的是机械行业。从张家口撤退之前，我们就到晋察冀中央局转了党的组织关系。我们的档案材料很简单，里面有一张履历表，还有一张入党志愿书以及批准入党和转为正式党员的文件。中央局组织部转关系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讲：中央局要转移了，这个材料你们就自己带上吧，战争打起来，在混乱中，你们这些档案也可能丢失，由你们自己带上还更稳妥一些。同时，又以组织部名义给我们写了封介绍信去单位报到。我的指定单位就是张家口电业局，局长是刘建章，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过铁道部部长。黄毅诚和杨国富的单位是张家口机械局，局长叫陈朗环。

　　临别前，我告诉廖似光：我们要到指定的单位报到去了。她听后还是有些担心，她说：“这兵荒马乱的，你自己一个人出去闯，太不叫人放心了，将来你要有三长两短，出了什么事，我不好跟你妈妈交代，我也不好跟邓大姐交代啊。”我很坚定地说：“你就放心吧，我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应该在困难的时候锻炼自己了。”

　　小鹏的出生

　　年7月10日，我和朱琳结婚。年初，朱琳出现了严重的孕期反应，反复呕吐，连饭菜味都不能闻。起初我们还不能确定，到医院检查后才证实是怀孕了。消息传到北京我母亲那里，她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她盼望已久的孙子就要出生了。

　　年1月到4月这段时间，朱琳是在丰满度过的。到了年的5月，在母亲的不断催促下，我把朱琳送到北京，住在我母亲那里待产。我母亲对她千方百计地加以呵护，使她的身心十分愉快和健康。

　　但是意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年5月末的一天，朱琳陪母亲坐5路公共汽车到我的五舅母夏之栩家探望。在车上朱琳和母亲互相谦让座位时，公共汽车突然急刹车，朱琳向前一冲，一下子蹲下来，结果发现出血了。母亲就急忙医院保胎。

　　一周后，母医院。大夫听朱琳主诉后，经过检査，发现情况严重，就让朱琳立即住进危重病房。大夫责怪母亲疏忽，并严肃地和母亲说：“孕妇的羊水破了，大人和孩子都有危险，必须卧床休息！”医院妇科就单间隔离，不许下床，鞋子收走。

　　过了两天，还是没有什么消息，母亲是多么盼望孙子能平安降生啊！她非常着急，就给邓颖超同志打电话求助。邓颖超同志马上联系中国当时最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医院妇产科会诊。当天，林医院，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诊断，她瞒着朱琳问母亲：“孕妇的情况很不好，羊水破了。你是保大人还是保小孩？”母亲想都没想说道：“大人也要，孩子也要。”面对母亲这样急迫而恳切的态度，林巧稚大夫说：“那好，我尽力而为吧。”随后，林巧稚大夫对主治医生说：“不能再保胎了，打催生剂。”

　　又过了两天，医院的正确处置和精心护理，朱琳的情况终于稳定下来。6月7日星期天，我母亲一早就在产房待等室门口，静静地祝福，我的大儿子小鹏出世了，刚生下来时不到5斤重，刚开始准备放到保温箱，医生看到婴儿的身体状况还可以，就没进保温箱。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母亲每天都要从十几里外的北京医院看望照顾。医院观察情况基本正常以后，朱琳和儿子就出院回到了我母亲的住处一一帽儿胡同。

　　我得到消息后，一方面为得到一个儿子而高兴，另一方面也非常担心朱琳的健康。朱琳带着小鹏在北京坐月子，我只能经常通过长途电话询问她们母子的情况。时间过得真快，年的11月，我接到电报，朱琳将带着小鹏回到丰满。我到车站迎接她们，朱琳怀抱着儿子小鹏，身边还跟着一个保姆。我看到小鹏白白胖胖的，高兴极了。我们一起回到了丰满。

　　那时丰满的住房条件不好，大家都住得比较紧张。我在丰满一直住在招待所，房间虽然很大，但是只有一个房间，保姆带着孩子和我们住在一起很不方便。于是我想了一个笨办法，用三个柜子把房间隔开，留出一个通道出入。但这个做法也是自欺欺人，小鹏晚上哭闹的时候，我们也会被吵醒。过了一段时间，招待所腾出一个小房间，保姆就带着小鹏住了进去。

　　我们在生活中还要克服不少困难，比如招待所没有烧饭的地方。好在可以订到牛奶，开水也是有的，母乳不够，我们就用开水把牛奶煨热再喂给小鹏吃。招待所没有浴室，给小鹏洗澡成了难题。我们就买了一个大瓦盆给小鹏洗澡。小鹏的吃住和洗澡问题解决了，但是我和朱琳的吃饭问题也遇到困难。我们白天上班，早饭和午饭可以在单位的食堂吃，晚上只好带点饭回来，用酒精炉热饭吃。那时酒精价钱不算太贵，母亲从化工学院托人送了几瓶酒精来，加上我们自己也从北京购买了二锅头。这样，我们在这种简陋的条件下，克服困难，总算熬过来了。小鹏也一天天长大，而且长得很健康。小鹏长到一周岁的时候，我们一家到松花湖游玩，拍的照片现在还保存着，其中还有一张在北山公园坐小推车的照片。

　　年2月，电力部与水利部合并，刘澜波出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年春，刘澜波到丰满来视察。他在视察后，听取了我们的汇报。这里有一个插曲，松花江里的鱼有到上游产卵的习性，由于丰满大坝没有鱼道，因此鱼也通不过，有很多鱼游到大坝下，停在流坎等低洼的水里。刘澜波喜欢钓鱼，听说这里有鱼，很想看看。我们便找了厂里钓鱼技术最好的路春发和贾柱远，当场钓到了十几斤重的白鱼。

　　刘澜波在离开丰满前对我说：“把你的儿子带到车站让我看看。”我就带着小鹏到了车站，刘澜波看到小鹏活泼可爱，很高兴，当时全国正处于困难时期，刘澜波把他车上带的好吃的东西都留给了小鹏。

　　刘澜波副部长此行除了看丰满发电厂以外，还有一个目的是看天池。自从我们到天池寻水以后，天池的情况渐渐为外人所知，天池地处火山口，水平如镜，还有很大的瀑布，风景不错，所以刘澜波很感兴趣。陪同刘澜波考察天池的有吉林省两位副省长，一位是分管工业的省委常委兼副省长于克，另一位是分管农业的省委常委兼副省长徐元泉，我也陪同前往。刘澜波一行乘坐只有两三节车厢的小专列到达中朝边境的集安下车，顺着鸭绿江溯流而上到通化，从那里前往天池。我们来到天池看到瀑布的水流量比较大，天池上空放晴后，景象十分奇特。刘澜波督促两位副省长回去向省委汇报，建议开发天池的旅游资源。后来，天池周边修了铁路，山上修了公路，逐渐成为吉林省的旅游胜地。

李小琳出生在儿童节

李鹏唯一的女儿李小琳出生于年，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电力系统及自动化专业，现为中国电力国际兼中国电力新能源董事长。

朱琳怀上这个女儿后，李鹏任东北电业管理局副总工程师兼调度局局长。一家人住在东北电管局的职工宿舍里。房子是一套二居室，使用面积34平方米，很新，还铺了木地板。李鹏夫妇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心里很满足。

年，小琳快要出生的时候，我们把小鹏送到了北京他奶奶那里抚养。临行前，朱琳专门为小鹏做了三鲜馅的馄饨。我们看着小鹏津津有味地吃着，吃完一碗又要一碗。想着儿子就要去北京了，朱琳心里有些酸楚。

年6月1日，是国际儿童节。我一直守候在产房的过道里，焦急地等待孩子的出生。到了中午12点钟左右，我听到产房里面传出了婴儿啼哭的声音。我看到母女平安，心里才踏实下来，就急忙赶去参加东北电管局召开的生产调度会议了。

李小琳出世后，李鹏和朱琳就不直接喊对方名字。李鹏称朱琳为“大琳”，和女儿李小琳区分开，朱琳叫李鹏“大鹏”，和儿子李小鹏区分开。这个称呼一直延续到今天。

小琳出生以后，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乐趣，但由于当时是三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时候，也给我们的家庭增加了不小的负担。因为母乳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所以大琳一直坚持自己喂奶，小琳吃了一年多的母乳。当时，大琳本身营养不良，又给小琳喂奶，影响了产后恢复身体。

那时大家生活都很困难，我作为高级技术人员，国家给了一些优待，所以生活条件比一般工人要好一些。小琳出生后，营养品的需求量增加了，食品需求也增加了，我就骑着自行车到郊区的市场上买了一些蔬菜、鸡蛋、小米等副食品，给大琳补充营养。后来经过局里批准，订了一瓶牛奶，晚上给小琳喝。

曾犹豫要不要生李小勇

李鹏幼子李小勇，出生于年。他的到来，对李鹏夫妇来说，算是一个意外。

当时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大琳的身体也刚好，我们就犹豫是不是要这个孩子。后来，医院做妇科检查，妇科的巴主任检查完说：“根据我的长期临床经验，你怀的这个孩子可能是男孩。另外，依我的经验，月子里得的病要月子里养，妇女在月子里得的病，在下一个月子里就能治好。”这样，我们就决定要第三个孩子。如今，小儿子李小勇一听我们讲这段历史就非常“生气”，说：“谁说的要消灭老三？”

大琳那次怀孕肚子特别大，大夫检查发现好像有两个胎心在跳，可能是双胞胎。我们为了提前准备好孩子出生穿的衣服和用具，医院做X光检查，以确定究竟是不是双胞胎。那天晴空万里，医院照X光，结果仪器显示只有一个胎儿，不是双胞胎。

年9月6日，我们的第三医院诞生了，正如医生预测的，果然是个男孩，出生的时候重达8斤，又白又胖，十分可爱。开始我们打算给他起名叫小陶。我的父亲在八一南昌起义的时候化名李陶，我的母亲叫赵君陶，所以想用这个“陶”字给孩子起名。后来征求我母亲的意见时，她不同意，认为这个字犯上了。她说：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应该继承他爷爷的事业，做一个军人，就叫李小勇吧。说来也巧，年，李小勇果然参了军，当了一名小战士，在部队受到了锻炼。

有了三个子女，这个小家庭很温馨。8年7月10日，为纪念结婚50周年，李鹏和朱琳在北京的住处举行了小小的庆祝活动。

50年说来话长，我们经过了很多的风风雨雨，可以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彼此激励，相互帮助。50年来，我们的感情一直非常好，不少人，包括我的同事和外国友人，都称赞我们两个人为模范夫妻。能够找到这样的终身伴侣，我感到非常幸福。

从个人成长经历，到与家人的相处细节，在完成了对自己前半生的回忆后，李鹏并没有停笔的打算，而是要继续完成年至今的回忆录。“这一写作任务会更加繁重，我当尽力而为。”

全家人的合影。年10月2日，李鹏在北京百万庄与岳父朱己训（前排中）及全家人合影。前排右一为朱琳，后排左起依次为：李小鹏、李小琳、李小勇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请顺手点个"在看"吧~

—THEEND—

更多财经资讯，报告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