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请诸位看一首唐诗: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唐·王维《使至塞上》

唐代大诗人王维在诗中所说的“燕然”，就是晚唐五代直至两宋时期被中原王朝视为北方战略要地的“燕云十六州”，也称为“幽云十六州”。

而五代时期“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北方的游牧政权—契丹辽朝，可能是晚唐以后，五代十国时期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自此以后，中原王朝逐渐由奋发有为、全面开拓转向内敛保守、闭关自守，可以说“幽云十六州”的得失，直接影响到了此后四百年间中原王朝的的国家整体战略，间接地影响了之后千年中国历史的总趋势。

如果幽云十六州没丢，宋是否能成汉唐一样的帝国？

笔者先同诸位一起看看“幽云十六州”的前世今身到底是怎样一回事。

古语有云：“失岭北则必祸燕云，丢燕云则必祸中原。”

燕云十六州又称“幽蓟十六州”，“燕云”一名最早见于《宋史·地理志》。

“幽云十六州”具体指：幽州（今北京市区）、顺州（今北京市顺义区）、儒州（今北京市延庆区）、檀州（今北京市密云区）、蓟州（今天津市蓟州区）、涿州（今河北涿州）、瀛州（今河北省河间市）、莫州（今河北省任丘市北）、新州（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妫州（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武州（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蔚州（今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应州（今山西省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州市东）、朔州（今山西省朔州市区）、云州（今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其中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位于太行山北支的东南方燕山南北，其余的云、儒、妫、武、新、蔚、应、寰、朔九州在太行山北支的西北，此十六州相当于今北京、天津全境，山西和河北的北部地区，基本上就是今天中国地理划分上的华北地区北部，是从北方蒙古高原南下进入华北大平原的必经之地，是燕山向华北大平原的过渡地区，所处的地势居高临下，易守难攻。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起，“幽云十六州”在一千多年时间里，基本上全部或者大部掌握在中原王朝或者说北方强大政权手中，一直作为保障中原地区北部边境安全的屏藩存在。

直到五代十国时期，“幽云十六州”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公元年，曾经辉煌强盛的大唐王朝最终覆灭，朱温篡夺政权建立后梁。

与此同时，“幽云十六州”并不在后梁政权实际控制下，公元年，唐朝的幽州节度使刘守光不顾众将臣的反对，登基称帝，国号大燕，改元应天，史称“桀燕”。

桀燕建立后，即不断受到唐朝末年另一强大藩镇沙陀人晋王李存勖的攻击，公元年，晋军攻陷幽州，不久俘杀了割据幽云地区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

到了年，李存勖灭亡后梁政权，建立后唐，“幽云十六州”正式归于中原王朝版图。

后唐末帝李从珂继位后，对后梁河东节度使，也是自己的亲姐夫石敬瑭起疑，石敬瑭闻讯也在暗中策划发动叛乱。

公元年五月，李从珂改授石敬瑭为天平军节度使，并降旨催促赴任。

石敬瑭怀疑末帝对他起疑心，立即举兵叛变，后唐朝廷派大军讨伐，石敬瑭被围，向契丹求援。

石敬瑭为了表示诚心，许诺事成登基后向契丹割让“幽云十六州”。

公元年九月契丹军在皇帝耶律德光率领下大举南下，击败唐军。

十一月，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石敬瑭认耶律德光为父，自称儿皇帝。

公元年，后唐灭亡次年，石敬瑭按约定将“幽云十六州”正式献给契丹。

燕云十六州被割让给契丹辽朝，使得中原王朝失去了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天然防线，辽政权由此进入中原传统势力范围，开始从单纯的游牧民族，向游牧与农耕相交杂的民族过渡，并且逐渐以天下共主身份自居，一有机会就要进军中原。

到了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年），有“五代第一明君”之称的后周世宗皇帝柴荣率军北伐契丹辽朝。

柴荣指挥后周大军水陆并进，一个多月内收复山南瀛、莫、宁三州，以及益津关（河北霸县）、瓦桥关（涿县南）、淤口关三关。显德六年（公元年）五月，兵临幽州（今北京）时，因病重班师，六月十九日，卒于东京（今河南开封）。

柴荣收复的“三州三关”是“幽云十六州”被割让二十年后，中原王朝第一次武力收复的失地，等于在十六州中打进了一个楔子。

宋朝开国之后，面对契丹辽朝铁骑由“幽云十六州”南下疾驰而至的威胁，不得不在汴京附近广植树木，在今天河北中北部靠近北京的大宋王朝北方边境上，开挖深沟，灌入河水，在河北南部兴建大宋王朝五京之一的“北京”大名府，作为北方最重要的军镇，以此作为防御和反攻契丹入侵的前进基地。

宋太祖赵匡胤自登基开始就不曾放弃收复“幽云十六州”，他反复权衡，认为宋朝军力整体不如契丹，靠武力收复恐怕希望比较渺茫，于是他决定用金钱赎买，曾在内府库专置“封桩库”，逐年积蓄专用于赎回“幽云十六州”的钱财。

到了太平兴国四年（公元年），第二代皇帝宋太宗赵光义在灭亡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后，移师幽州，试图借宋军刚刚打了一场胜仗的余威，击溃契丹从而一举收复“幽云十三州”。

可惜的是，宋军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之战中大败，之后与辽进行二十多年的战争，但再未曾占领寸土。

景德元年（公元年），真宗皇帝赵恒北伐不利，与辽国在澶州（今河南濮阳西南）签订了停战和议，史称“澶渊之盟”，之后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到了北宋末年，徽宗宣和四年（公元年），与东北地区新崛起的女真金朝订立“海上之盟”，约定联合灭辽后，金归还宋燕云十六州。

徽宗宣和七年（公元年）十二月，金灭辽后顺势又占领燕京地区，背弃盟约，拒不归还“幽云十六州”。

金灭北宋后，在南宋宋绍兴二十三年、金贞元元年，即公元年，金朝皇帝完颜亮扩建燕京为金朝五京之一的中京“中都”，并确定为金朝的首都。

到南宋嘉定八年、金贞祐三年、蒙古成吉思汗十年，即公元年时，蒙古攻克金朝都城中都，并改名为燕京。

到了南宋理宗景定五年、元世祖中统五年，即公元年八月，元朝开国皇帝世祖忽必烈下诏改燕京为中都，定为陪都。

到了元世祖至元九年，南宋度宗咸淳八年，即公元年，忽必烈下诏将中都改名为大都（突厥语称汗八里，帝都之意）。

从公元年开始，“幽云十六州”被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占据长达四百三十年，直到大明王朝开国，明朝北伐大军于洪武元年，即公元年攻克大都，“幽云十六州”得以重新并入中原王朝版图。

到了明朝永乐十九年，即公元年，成祖朱棣决定迁都北京，“幽云十六州”地区至此真正成为了中原王朝的“京畿重地”。

看了“幽云十六州”的过往历史，再来探讨一下，如果两宋王朝能够收回“幽云十六州”，是否能成汉唐一样的帝国，是不是能重现汉唐盛世呢？

答案是，不能，绝对没有这个可能性！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笔者从以下几方面做一番探究。

两宋三百年，一直是一个饱受争议的朝代，一方面它的经济高度繁荣，被众多史学家推崇至极。

民国年间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这样评价宋朝：

“吾中华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另一方面，两宋王朝军力孱弱，对外始终委曲求全，对内部的制度建设一直是苟且而已。

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对宋朝的评价则相反：

“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

“养了武的又要养文的，文官数目也就逐渐增多，待遇亦逐渐提高。弄得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国家负担一年重过一年，弱了转贫，贫了更转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转这形势来。”

这个非常有意思，两位都是享誉世界的史学大家，他们的观点代表了学术界对宋朝的看法分成两个极端，有褒有贬，但归根到底都是有良知、有家国情怀的学者们“爱之深恨之切”的表露吧。

从北宋开国之初，直到北宋灭亡，历代皇帝应该是从未放弃过收复“幽云十六州”的想法，但没人成功过,距离成功最近的一次就是北宋亡国前夕，在与女真人约定灭辽时，朝野上下陷入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妄图借强大的女真军力收复契丹人占领的幽云地区，宋廷再在从女真人手中讨回，这不是与虎谋皮吗，这是幼稚可笑到了极点，难怪女真从骨子里看不起“南蛮”宋人。

首先，宋朝的政治制度和国家设计实际上就不是为了开疆拓土、开放繁荣为最终目的的。

宋朝中枢机构为“二府制”，即设中书和枢密院两个机构，“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特点就是文武分权。

宋代宰相制度大体有五次变动，宰相之权被分割分削，又设参知政事互为牵制，相权益弱，增设了四名副宰相，即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尚书令、侍中、中书令等三省长官，品高位重常“缺而不置”，相权从此衰微，而皇权则日益得到了强化。

宋朝继承了五代的制度，也设立了专管武事的枢密院这一机构和枢密使这一职官。二府制下枢密使的设置，分了宰相的权，形成文武分权；同时又侵夺了原来专管军事的兵部的权力。　宋朝的枢密使、知枢密院事照例用文人充任，副职有时用武人，充分体现了重文轻武的政制特点。

中书和枢密院对掌文武二柄，权力不能合在一起，因此无宰相兼枢密使的情况。

后来因用兵西夏，宰相与枢密院长官不相通气，对军事指挥不利，于是在庆历年间一度由宰相兼枢密使。西夏用兵结束，又恢复原状，兼职没有形成制度。到了南宋，一些权臣如秦桧、史弥远、贾似道等都曾以宰相兼任枢密使，但还不是定制。

宋朝开国，太祖用赵普为相时以及太宗时期都没有做整齐划一、较大幅度的调整，因而宋初制度很乱，例如，兵部之外有枢密院侵夺了兵部的职权，并升为中枢机构；唐朝吏部、兵部分别主管文武官员的铨选，此时另设审官东院管文铨，审官西院管武选；户部尚书、侍郎职权，已由三司使取代，被称为“计相”，五代时并户部、盐铁、度支为三司，其长官为三司使，其权位仅次于二府，在六部之上；礼部之外有礼仪院；刑部之外有审刑院。

元丰改制，就是王安石变法时一律恢复唐朝前期制度，以《大唐六典》为准，权归六部。除枢密院保留外，其他机构、职官一律废除。

从此，结束了唐末到宋初官制上的混乱状态。

但是神宗死后，基本上又恢复了。

宋朝的监察机构御史台分三院，台院、殿院、察院，与唐相同，以御史中丞为台长。

王安石变法前沿袭唐制。

宋朝规定，宰相亲戚和由宰相推荐任用的官吏不得为御史中丞，以避免宰相与台长勾结为祸。

实际上宋朝宰执仍能控制御史台，宋朝习惯，御史中丞弹劾宰相，宰相必须辞职，由副相升任宰相，御史中丞则得以进身为执政。

　宋朝的谏官制度改制前沿袭唐制，左、右省虽有谏官存在，但“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净”。另有“谏院”，命别官知谏院。

变法后，废谏院，恢复谏官职权，以左、右谏议大夫为谏长，仍隶左、右省。

宋朝的谏官制度出发点是好的，是要“将权力放进制度的笼子里”，但是，另一方面谏官制度是造成宋朝廷里面要办实事的能员干吏们寸步难行的最大阻碍，但凡有一两个有“济世安民、匡扶社稷”抱负的杰出官员要准备实施一些富国强兵的改革举措时，这些谏官就跳出来，极尽污蔑诋毁之能事，好像不这样体现不出大宋朝廷设置“台谏”的出新，很多时候，国家大事要务就毁在谏官的那张“巧舌如簧”的大嘴里。

例如范仲淹、王安石等这些著名的改革家们，他们想要振兴大宋王朝，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都毁于谏官制度。

大宋朝廷除了以上这些高级官员和衙门外，还在朝廷里和京师设置了多如牛毛，数不胜数的滥官冗官。

笔者列取其中很小一部分，让诸位了解大宋王朝官制的繁杂，正四品有通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太常卿，宗正卿，秘书监等等；从四品有太中大夫，侍制，左、右谏议大夫，权六曹侍郎七寺卿等等；正五品有中大夫，马、步军都指挥使，观察使，通侍、正侍、宣正、履正、协忠、中侍大夫等等；从五品有中奉、中散大夫，太常、宗正少卿，太子左、右庶子，枢密都承旨，殿前马、步军都虞候等等；正六品有朝议、奉直大夫，集英殿修撰，七寺少卿，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尚书左、右司郎中，军器监，都水使者等等；从六品有朝请、朝散、朝奉大夫，起居郎，起居舍人，侍御史，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等等；正七品有朝请、朝散、朝奉郎，殿中侍御史，左、右司谏，尚书诸司员外郎，枢密副承旨，枢密院诸房副承旨，武功至武翼大夫等等；从七品有承议郎，左、右正言，著作郎，崇政殿说书，内符宝郎，正侍至右武郎，武功至武翼郎等等；八品以下更是泛滥成灾。

宋朝地方行政区划基本上是两级制，即府、州、军、监为一级，县为一级。

地方官均以中央官吏派出任“知某事”，高级官吏则称“判某事”。以州为标准单位，知州照例兼厢军正印职。除知州外，每州设“通判”一人，州一级发出文件，必须通判签署，才能生效，就是要牵掣一下知州的权力。

府州军监以上的大区称“路”，机构和职官有监司和帅司。监司包括：漕司即转运司，长官称转运使，负责一路的财赋和监察；宪司即提点刑狱司，长官称提点刑狱公事，负责一路刑狱；仓司即提举常平司，长官称提举常平公事，负责一路的仓储，各级官员皆有监察本级和上下级的权力。

大宋王朝的官制中还有一个历代没有的特例，就是为了拉拢天下文人士大夫，将官职分为“事官”与“禄官”，事官有职有权，禄官虽然有职有权，但因为名册在吏部档案中，可以按照规定领取俸禄，这是不干事也可以吃财政呀！

大宋王朝的官员是中国历代王朝数量最为庞大的，而官员俸禄更是历代最高，这么多人拿着高工资，再富有的国家时间长了也承受不起。

宋朝军事制度的特点之一是，兵权由几个机构分管，各部门权力分散，权力集中于皇帝。宋朝负责管理军事有关事务的有四个部门。枢密院负责军令、调动和高级军官的任免；“三衙”统率禁军；兵部负责后勤事务和管理地方的厢军；吏部负责武官铨选。

枢密使为枢密院之长官，或称知枢密院事，副长官称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或同签书枢密院事。其下设都承旨和副都承旨，负责“承宣旨命，通领院务”，由武官担任。还设编修官，不定员。枢密院“掌兵籍，虎符”，若得皇帝的批准，有调动兵马之权。枢密使的地位略低于宰相，与参知政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等统称为“执政官”。

《宋史·职官志二》说：

“宋初，循五代之制，置枢密院，与中书对掌文、武二柄，号为“二府”。

元朝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考四》说：

”唐末，诸司使皆内臣领之，枢密使始与宰相分权矣。降及五代，改用士人，枢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其权重于宰相。太祖受命，以宰相专主文事，参知政事佐之，枢密使专主武事，副使佐之。“

大宋朝廷对从饥民中招募士兵的办法很得意，说是“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也就是说把社会上的可能反抗者变为镇压者，一举两得。

宋朝还有个从后周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就是从地方厢军中选拔出强壮者充实到中央禁军。

这种作法被称作“强干弱枝”，精兵集中在京城，边疆一旦有事，根本来不及救援，敌人可以长驱直入，迅速攻至京城。

另外，宋太祖赵匡胤认为“惩藩镇之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城，立更戍法，使士兵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故将不得专其兵，兵不至于骄堕”。

大宋朝廷这种办法可收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效果，免去将官专权的威胁，但对作战十分不利。

神宗即位知其弊，才废除了这种办法，但为时已晚，朝野上下尤其是文官们誓死不执行，神宗死后，一切照旧。

军事指挥自古讲求的就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胆大宋朝廷设计的一整套防范武将的“好制度”却死死捆住了领兵将领的手脚，使得他们毫无临机专断之权，只能按照出发前皇帝和朝廷枢密院的命令执行，很多时候只能眼睁睁看着战机失去，陷入被动挨打。

这样僵化死板的制度下，国家能够充满进取精神，军队能保持高昂的士气，那就是真见鬼了！

大宋朝廷文武分权，宰相分权，军事指挥分权，朝廷和地方上官员多如牛毛，而且各个俸禄不低。大宋朝廷为了皇权，国家任何需要集中的权力统统为至高无上的皇权让路，皇帝宝座除了赵氏家族，再无任何人能够觊觎了，但是国家大事从此没有一件能顺利办成，行政效率历代最为低下。

其次，大宋王朝因为政权的合法性天然不足，注定了始终将战略重点侧重于防范内部，对外部采取守势，不会有汉唐那样的赫赫军功。

幽云十六州对大辽的真正意义在于大辽有能力进行重要的制度创新。

明代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王夫之所著的《宋论》有一段精辟见解：

“帝王之受命，其上以德，商、周是已；其次以功，汉、唐是已。诗曰：“鉴观四方，求民之莫。”德足以绥万邦，功足以戡大乱，皆莫民者也。得莫民之主而授之，授之而民以莫，天之事毕矣。乃若宋，非鉴观于下，见可授而授之者也。”

宋朝面临的问题是封建君主专制时代每一个王朝甚至每一代君主都有可能遇到的问题，与前代政权的法统继承合理吗？

本朝合乎天理世道人心吗？

本朝能代表天下亿万苍生吗？

实际上，在大唐王朝之后，宋元明清四代中，得国最不正的偏偏就是这个“千古文治第一”的两宋王朝。

继续看王夫之《宋论》中的精辟见解：

“宋太祖一人过于唯心不敢苟同权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远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诛夷待勋旧；学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轻儒素；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

因为得国不正，大宋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个人军功威望皆不足以使天下臣民心服，而当时人们选择默认大宋开国，只是为了尽快结束五代乱世，早日过上安定生活，只要能开一个太平盛世，谁当皇帝并不重要。

赵匡胤和此后历代赵宋皇帝都对天下文人士子们给予优厚待遇，对功臣元勋，对前朝皇帝柴氏后人，甚至对俘获的南方各个政权的君主们不杀一人，全部恩养起来。

大宋朝廷对天下官民百姓们的执法也是历代最宽的，一切“不敢”也是这种因为政权先天合法性不足导致的执政底气不足。

北宋在开国这个的问题上和西晋司马氏家族其实很类似，赵匡胤以阴谋篡权方式建国。

无独有偶，北宋第二代皇帝赵匡义（赵光义）因为即位方式诡异，在“斧声烛影”中搞了一个历代继承制度中非常少见的兄终弟及，使得北宋开国接连两代皇帝皆功业德望不够，政治合法性先天不足，自觉得位不正，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一个“杯酒释兵权”，一个要用对外军事冒险建立威望。

由此而来的政策，一切努力都是在得国不正的情况下制定的，巩固皇位高于一切，国家制度的核心就是“攘外不如安内，建功立业不如守内虚外。”

而后继的南宋小朝廷，虽然享国一百五十年，始终处于北方异族政权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只是苟且偷生罢了，哪有心思和机会变革祖宗之法呀！

封建末世的大清王朝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失误，甚至是罪过，但清朝统治集团论治国理政的体质与心态，比大宋王朝统治集团强多了。

归根到底不是大清王朝以爱新觉罗家族为首的满洲贵族们的素质，要比大宋王朝赵氏家族为首的文人士大夫集团高明，而是因为大清王朝比两宋王朝，主要是北宋有一个先天政治优势，大清王朝得国还是比较正道的，因为前朝大明不是他们灭亡的，他们也没有篡夺之类的行径。

大清王朝吸取了之前两千年的历代治国经验，制定了一个比较稳固长久的体制，而且自始至终充满自信，没有两宋尤其是北宋那种因为得国不正，统治集团心虚到变态，为了防范天下臣民，安内高于一切的心态。

在这样的心态下，大宋朝不同政治势力互相制约，明知制度有缺陷，谁都不敢大幅度变革，谁也不愿真心去改变，一切制度只是苟且而已。

要知道大宋王朝面对的外敌压力和竞争比大清王朝要多，可是在制度建设上，却远比大清王朝失败，即使他们蒙上天垂怜，侥幸收回“幽云十六州”，也没有丝毫重现汉唐时代中原王朝荣光的机会，没有丝毫恢复汉唐盛世可能！

王喜城边古废丘，金波泉涌夹城流。时危异姓能安汉，事去诸刘独拜侯。鼙鼓几遭豺虎急，山川曾入犬羊羞。石郎可是无长虑，直割燕云十六州。

——明·尹耕《秋兴八首》